29. “这次你是主角”
顺德村小学的黑板右上角,被人用粉笔画了个小小的日历。从十一月三日到十二月十五日,每一天都被划掉,像一扇扇关闭的、无法回头的门。今天是十二月十六日,《春风化雨》杀青前最后三天。
周星星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笔,要在今天的日期上划一道。但他停住了,粉笔悬在半空,看着那些被划掉的日子。四十三天,在广东这个偏远的村庄,他从一个被蚂蟥吓得扔秧苗的香港少爷,演到了能在田里插秧、能在祠堂讲话、能和老乡喝酒划拳的阿明。不是“演”,是“是”。方国华说,最后这几场戏,周星星不是在演阿明,他就是阿明。
“舍不得划?”
张卫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背着铺盖卷,已经收拾好了行李。他的戏份前天就杀青了,但多留了两天,说是“想看看你演最后一场”。今天下午,他就要坐车回北京。
“有点。”周星星在十二月十六日上划了一道,粉笔灰簌簌落下,“感觉像……亲手关上一扇门。”
“关上一扇,才能打开另一扇。”张卫国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阿星,你这一个多月,变化很大。刚来的时候,你站在田埂上,鞋上沾点泥都要擦半天。现在呢?能光脚插秧,能蹲在田埂上吃红薯,能和老乡用蹩脚的普通话聊天。这不是演的,是真的。”
周星星转身,看着张卫国。这个比他小三岁的年轻人,眼睛很亮,是那种在体制内、但还没被磨去棱角的亮。
“卫国,”他问,“你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
“等分配。”张卫国点了根烟,“北影毕业,包分配的。可能去电影厂,可能去电视台,可能去剧团。但不管去哪儿,都得从基层干起。跑腿,打杂,演群众。和你当初在香港一样。”
“不觉得委屈?”
“委屈啥?”张卫国笑了,“我们这一代,讲究的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能演戏就行,演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得起这身本事,对得起观众。”
他看着周星星:
“阿星,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香港来的,自由身,能选。但有时候,能选也是种痛苦。因为你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像你拒绝王晶的戏,选择留在这里。这选择对不对,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既然选了,就别回头看,往前冲。冲不动了,就想想——你是为了什么选的。”
周星星沉默。他想起一个月前,在鱼塘边看月亮,手里拿着两份剧本,像拿着两个人生。他选了更苦、更慢、但更踏实的那条。这一个多月,他每天五点起床,半夜收工,睡草席,吃粗粮,腿上被蚂蟥咬的印还没消,膝盖因为跪祠堂的戏肿了又消。苦吗?苦。但踏实。因为每场戏,每个镜头,他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
“卫国,”他轻声说,“谢谢你。这一个月,你教会我很多。”
“别谢我。”张卫国摆手,“是你自己肯学。阿星,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你身上有种我们内地演员没有的东西。不是演技,是……劲。一股不服输、不认命、就算被打趴下也要爬起来的劲。这种劲,在香港可能被说成‘傻’,但在这里,是‘可贵’。因为这里的人,最佩服的就是有骨气、肯吃苦的人。”
他从背包里掏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下个地址,递给周星星:
“这是我在北京的地址。以后如果你来北京拍戏,或者有什么事,找我。虽然我可能帮不上大忙,但请你吃顿涮羊肉,管够。”
周星星接过,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
“好。等我在香港站稳脚跟,请你去香港,请你吃茶餐厅。”
“一言为定!”
两人拥抱。很用力,像要把这一个多月的情谊,都揉进这个拥抱里。然后,张卫国背起铺盖卷,走了。走到教室门口,回头,挥手:
“阿星,保重!记住——你是块材料,别浪费了!”
周星星站在黑板前,看着那个小小的日历,看着张卫国消失在晨光里的背影。远处传来鸡鸣,狗吠,村里开始苏醒。今天要拍最后一场重头戏——阿明决定留下,在村口和父亲告别。父亲要回香港处理生意,阿明选择留在村里,帮乡亲们建小学。
这场戏很难。因为阿明和父亲的告别,不是哭哭啼啼的,是笑着的。是那种“我知道我要什么,你也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们都笑着放手”的告别。周星星看了剧本,觉得这种告别,比哭更狠。
“周星星!”
方国华的声音在教室外响起,很急。周星星跑出去,看见方国华站在村小学的土坪上,手里拿着个信封,脸色很难看。
“出什么事了?”
“香港来的电报。两封。”方国华把信封递给他,“一封是林月发的,说霞姐把她告了,索赔五十万。另一封……是你母亲医院的。”
周星星的心脏猛地一沉。他接过信封,手指发凉。先拆开林月的那封。电报很短,但每个字都像针:
“霞姐起诉诽谤,索赔五十万。我应诉,勿忧。你母病情反复,需紧急输血,医院催款。万事小心。月。”
他拆开第二封。是医院发的正式催款单,写着母亲因术后感染引发并发症,急需输血和进口抗生素,费用需在三日内预付三万,否则“后果自负”。最后四个字,加了着重号,像最后的通牒。
三万。三天内。他现在全身上下,只有方国华昨天给的五千块中期片酬,缝在内衣口袋里,还带着体温。距离杀青还有三天,最后一万片酬要杀青后才付。就算付了,加起来也只有一万五。还差一万五。
“你母亲……”方国华欲言又止。
“情况不好。”周星星的声音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底下有暗流在涌动,“需要钱,三万,三天内。”
方国华沉默。他掏出烟,点了根,抽了一口,又掐灭。
“周星星,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看着周星星,眼神复杂,“昨天,珠江电影制片厂收到一封香港来的公函。是香港电影协会发的,说你在香港有‘不良记录’,建议我们‘慎重使用’。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清楚——有人在施压,要我们换掉你。”
周星星的呼吸停滞了。他看着方国华,看着这个在一个多月里,从严厉到认可、到几乎把他当自己人看的导演。
“方厂长,您要换掉我吗?”
“我想换,但换不了。”方国华苦笑,“你的戏已经拍了一大半,换人重拍,预算不够,时间也不够。而且……”他顿了顿,“而且我觉得,阿明这个角色,非你不可。这一个月,我看着你一点点变成阿明,看着你和老乡聊天,下田干活,学方言。这不是演的,是真的。换了别人,演不出这种‘真’。”
他拍了拍周星星的肩:
“所以,我不换。但压力很大。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注意影响’。投资方也打电话来,问怎么回事。我都顶住了。我说,周星星是个好演员,戏拍得好,人也踏实。但阿星,我只能顶到杀青。杀青之后,这部戏能不能顺利上映,你的戏份会不会被剪,我……不敢保证。”
周星星的手在抖。他握着那两张电报,握着医院的催款单,握着方国华的话,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母亲在等钱救命,林月在被告,霞姐在施压,连这部他拼了命拍、以为能“留下点东西”的戏,也可能上不了。
“方厂长,”他轻声问,“如果是您,您现在会怎么做?”
“我会把戏拍完。”方国华看着他,一字一句,“因为戏比天大。你母亲的病要治,林月的官司要打,霞姐的封杀要破,但眼前这场戏,也要拍。而且,要拍好。因为这是你现在唯一能控制的事。你能控制你怎么演,控制你把阿明演成什么样。其他的,控制不了,就交给天。”
他看着周星星:
“阿星,你知道我为什么顶着压力也要用你吗?不是因为你演技多好,是因为你身上有股劲——就算天塌下来,你也要把戏演完的劲。这种劲,现在很少见了。所以,别让我失望。把最后这场戏演好,演到让所有人看了都说‘这演员,值’。然后,你拿着这部戏,回香港,去赚钱,去救你妈,去帮林月,去打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的脸。能做到吗?”
周星星的眼泪涌上来。但他没让它流下来,只是深呼吸,让那些情绪在胸腔里翻滚,然后压下去,压成一个硬块,沉在心底。
“能。”他说,声音很稳,“但方厂长,我有个请求。”
“说。”
“最后这场戏,我想改一下剧本。”
方国华皱眉:“改剧本?怎么改?”
“剧本里,阿明和父亲告别,是笑着的。但我觉得……不该笑。”周星星说,“应该哭。但不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硬是憋着不让它掉下来的哭。因为他要留下,要坚强,不能让父亲担心。所以他笑着说‘爸,你放心’,但眼泪在眼眶里。这样的告别,更真实,也更……疼。”
方国华沉默了。他看着周星星,看了很久。然后,他点头:
“行。按你说的改。但周星星,你要记住——这场戏拍完,你就是阿明。阿明选择留下,你也要留下——留在演员这条路上,不管多难,都要走下去。你能答应我吗?”
周星星看着方国华,看着这个在关键时刻挺他的导演,看着这个在陌生土地给他机会、教他“戏比天大”的前辈。然后,他深深鞠躬:
“我答应您。不管多难,我都会演下去。因为我是演员,周星星。”
“好!”方国华一拍大腿,“那现在,去准备。半小时后,村口,拍告别戏。我要看到你说的那种——眼泪在眼眶里,但笑着的告别。”
*
村口的老榕树下,已经搭好了简单的拍摄场景。郑则仕——演父亲的香港老戏骨——已经等在那里,穿着戏里的西装,但领带松了,头发乱了,像刚经历了一场长途奔波。看见周星星,他招招手。
“阿星,过来。”
周星星走过去。郑则仕打量着他,点了点头:
“一个月不见,你瘦了,也黑了。但眼神……定了。不像刚来的时候,飘的。”
“郑叔。”周星星鞠躬。郑则仕是他在香港就尊敬的前辈,演戏认真,为人仗义。这次能请动他来演配角,是方国华的面子,也是剧本打动了他。
“剧本我看了,你改的那段。”郑则仕说,“改得好。真正的告别,不是哭天抢地,是笑着流泪。因为成年人的世界,连悲伤都要体面。”
他看着周星星:
“但阿星,这场戏不好演。笑着流泪,听着简单,做起来难。笑要真,泪要忍,情绪要在那个临界点上,多一分就假,少一分就平。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周星星说,“但我需要您帮我。”
“怎么帮?”
“等会儿拍的时候,您别把我当周星星,就当阿明。您是真要回香港了,我真要留在这里了。我们可能……很久都见不到了。您就把那种……父亲对儿子的不放心,但又不得不放手的情绪,都给我。我需要接住。”
郑则仕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笑里有欣赏,也有感慨。
“行。我给你。但阿星,你也要给我——给我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舍,但又必须长大的决心。我们……互相成全。”
“Action!”
摄像机转动。郑则仕——父亲——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周星星——阿明——送他。两人面对面站着,沉默了几秒。
然后,父亲开口,声音很哑:
“阿明,爸要走了。香港那边……生意还要处理。你……真的不跟我回去?”
阿明摇头,很慢,但很坚定:
“不回去了。这里……需要我。小学要建,鱼塘要挖,还有好多事。爸,你放心,我能行。”
“你能行?”父亲看着他,眼睛红了,“你连饭都不会煮,衣服都不会洗,在这里……怎么活?”
“学。”阿明笑了,那个笑很淡,但很真,“这里的人教我。他们教我插秧,教我喂猪,教我认草药。爸,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在香港学不到的东西。我学会了……踏实。”
父亲沉默了。他看着儿子,看着这个一个月前还娇生惯养、现在却穿着粗布衣服、手上长茧、脸上有晒斑的年轻人。然后,他伸手,摸了摸阿明的头,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件易碎的宝物:
“你长大了。”
就三个字。但阿明的眼泪瞬间涌上来。他咬着牙,硬是憋着,不让它掉。但眼眶红了,鼻尖红了,嘴角在抖。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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