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奇异交织的感受中，一个人影从二楼走下来。这便是黎檬了。灰蓝色的针织衫，白色直筒裤，头发马尾高高竖起，头发亚麻棕色，蓬松地在身后轻晃着。一见二更，她便笑了，双眼似一条弯弯的月牙儿，带着水光，好一个清雅的女孩。
“不好意思，这里有点乱”，黎檬说，“才整理出来两个月。再早之前，这里是罗姐的修表店，也是她的家。”
黎檬带着二更走上中间的旋转楼梯。随着台阶向上，二更得以更近距离地看清这些老式腕表的真容。黎檬见她感兴趣，便时不时停下来做个介绍。她在一只表身上装饰有很雅致双飞燕图案的腕表旁停了下来，介绍道，“这是我老家的厂子，重庆的山茶花做的腕表。现在看，依然很好看。” “再看这个”，黎檬又指着隔壁另一只男款机械表，“这是昆明手表厂的飞鸥牌机械表，造型更粗粝一些。”
在成为独立的钟表维修师之前，罗望子曾在重庆山茶花制表厂做了三十多年维修师。上世纪80年代，西南地区有好几家手表厂，重庆的叫山茶，成都的叫茉莉，轮到昆明，昆明市花也是山茶花，但已经被重庆抢走了，于是昆明另辟蹊径，取名叫飞鸥牌。取这个名，是因为那几年，红嘴鸥已经连续多年来昆明过冬了，整个春城对它们感情甚浓。转眼三、四十多年过去，红嘴鸥仍然每年千里迢迢地来昆明越冬，几家老手表厂在时代转型之中浮浮沉沉，只余下一、两家存留。在千禧年前后，幸存的老表厂在阵痛中，成功转型为现代表业集团。
老罗是一位出色的钟表维修师，别人找不出的毛病，她把表放到耳朵边听一听，就差不多能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她对声音的敏感，在这一刻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维修台，就是她的舞台。敏锐的听觉，此刻是她手握的银狐刀。在这样的时刻，罗望子会短暂地觉察到，老天对她的青睐。
退休后，她从重庆搬到昆明，一些相熟的手表收藏家会特意跑过来，拜托她修理一些新手的旧手表，或是犯了疑难杂症的手表。从最早滇池边的住处，再到翠湖附近的这栋小楼，它们都承担了家和工作室的两重功能，它们见证了老罗和表相守一生的情缘。这份情缘，给老罗带来诸多沉静与欢喜，也赠她一身职业病。黎檬认识老罗时，由于颈椎有一节关节变形突出，腰椎曲度过直，老罗的维修工作只能对外告辞。也正因此，老罗决议从重庆搬到昆明静养。在昆明的这段余生，老罗的家只偶尔接待一些老友，而且人数越来越少，这栋小楼便越来越像一座隐匿的钟表馆。
楼梯走到尽头，两人走入二楼大厅里。这里安置着一墙军表。天津海鸥304计时码表，1961年天津手表厂试制的空军专供航空表。上海24钻表，1969年上海手表厂定型的中国军表，代表了当时中国制表的最高水平。天津1963飞行码表，中国自行研制成功的第一批飞行码表。上海牌A623手表，中国生产的第一批日历手表。
军表，解决军事行动需求而生产的表，外形粗犷，材质坚固，操作力求简易，表盘干净简洁。军表外表朴实，内核坚韧。老罗喜爱军表。最初，有人将一些收藏价值高的军表送来给她维修，她越看越喜欢，慢慢地，自己也开始收藏。一些客户也会送她一些特定型号的表，渐渐积少成多。
“我对这些表并不是很在行。但老罗给每只表做展柜、配标签时，我来帮过忙。”黎檬说，“我想，这里就是罗姐的时间的长河，她身在其中，一定能感受到宁静与自由”。
二楼最大的一间房间，是“罗工”曾经的工作室。此刻，它空荡荡的，只剩一张很大的工作台与椅子。
空荡的摆设，让落地窗外的世界一览无余。
近处的十字路口十分热闹。勾肩搭背的小情侣正亲昵地嬉闹着，水果店的店员阿姨正在拿着长刀熟练地切蜜瓜，理发店--就是那家鹦鹉的老家--门前彩灯旋转不停，几个正在轮休的理发师小哥，正喝着冰可乐一起打游戏。
再远一些，对面秋实里的聋哑学校，亮橙色的教学楼十分醒目。这间聋哑学校有一个规矩，历任校长都默契地延续：尽量让校园里的颜色丰富多彩，给师生们提供明朗可人的视觉体验。三月底，校园里的樱花、梨花、红叶李开得正盛，白粉交映，纯真中带了笑意。花坛中，葱兰含苞待放。再一个月后，它们会开出一个个肥美的花球。花球顶在挺拔的花杆上，像童年的你我一眼看到就想拥有的玩具。
这是学生们投票选出的植物。孩子们喜欢蹲下来看葱兰，把饱满的圆球看得更加完整和立体。在孩子们的眼里，花球中的每一朵小花都形状分明，灿烂星河彷佛汇聚在一个花球之中。他们趴在地上看它，小小的葱兰可以和远处的棕榈树、雪松一样高，变成耸立在人间的水塔。孩子们敏锐的观察力，也可以让许多被掩在草丛里的小花被看见。美女樱、蓝盆花等等小草花，学校会定期周转着换。小草花没有固定的姿态，三五成群凑在一起的，像小猫咪们睡在一起，孤芳自赏的，像独自跑出来的小鹿，怎么看，都是好看的。
葱花休息后，门卫室大叔种的辣椒就要在6月份陆续登场了，有常见的火红色小尖椒，有肥硕的胖青椒，也有大小如圣女果的七彩椒。家长们若在花里或在各地旅游时，看见什么特别样式的小辣椒，也会送过来给大叔种种看，或者偷偷塞在辣椒架子下，让它自然生长。去年，新冒出来一种像倒挂金钟形状的彩椒，就是不知被谁种下的。
二更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在鲜活的色彩与慢节奏的老街图景，没有听到丝毫的声响。这是一间隔音很好的房间。
“好安静啊，”二更感慨。
“是啊。不过，我们刚才所见的所有钟表，在老罗生活在这里的时候，都在走针，都是有声音的。”黎檬答。
“那不会很吵吗？尤其是，对她而言。”
“或许许多声音对她来说，都格外吵闹。但钟表走针的声音，不会”。黎檬答。
“最早，罗姐搬来昆明时，住在滇池边一个全方位隔音的房子里。那栋房子，我也曾经去过，它很像母亲的子宫。
孩子最初的听觉，来自母亲身体里的交响乐，比如母亲骨关节的声音、心脏跳动的声音。所以，婴儿时期的我们，对这些声音会感到安全。母亲的子宫就像我们的安全屋，对于听觉而言，尤其如此。
但成年之后，如果一个人还需在子宫里，这意味着外面的世界对她而言并不安全，导致人会产生强烈的防御感，并封闭自己的身心。这种封闭又会加剧她的不安全感。所以，我认真思考后，建议罗姐换一个地方。
我想了很多方式，帮她走出‘听觉的子宫’，又同时能够拥有一道护城河一般的保护层。很幸运地，这个想法在这栋房子里实现了。
搬到了这里后，我们尝试用她最亲近和熟悉的钟表声，制造出一条环绕她日常生活的长河。我们试过把不同数量的钟表调成工作模式，它们发出的滴答声，都是罗姐熟悉的，甚至对她而言是最安全可靠的白噪音。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隔音层。
我还记得，起初，我并不建议工作状态的钟表、手表数量太多。然而后来，我和罗姐以及金琥夫妇还有他们的两个小朋友一起，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对罗姐而言，所有的表一起工作，一起发声，对她而言，完全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我还记得我一只一只地把表调出声响的瞬间。我像一只小鱼，真正地游入了罗姐的世界。每调出一只表的滴答声，我就再往这片海洋深入地更进一步。我带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小鱼，一点一点，把它们放进这栋屋子，最终造出一片浩瀚又纯净的大海。每一声‘滴答’，都是海中畅游的生灵。而她，在这条长河里，大概也会变成一只自在的白鲸。她被鱼儿们环绕着，在流动中得到了安宁。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实验了。很开心，它成功了。
我见证了罗姐在这栋房子中安度的余生，她相比以前，更加自由，更加放松，也更加快乐。
当然，这里并不是密不透风的。”
黎檬说着，走近落地窗旁一扇小小的窗。“罗姐后来已经很可以和周遭的声响和平共处了。这些窗户像一个又一个奇特的抽屉，嵌在海里。每当她拉开抽屉，就可以放出一些海浪声。像是一只白鲸，从海水中探出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她觉得风大了，浪太急，随时都可以关上。”
二更试图去想象那一条声音的河流，想象每只表精微的滴答声，如何汇聚在一起，包裹住一只白鲸，温柔地挽住了她的周游，形成一道对罗望子而言熟悉且诗意的隔音层。
“你想试一下，声浪流入的感觉吗？”黎檬问。
二更点头，黎檬于是走向窗前，轻轻撑开了一扇小窗。车马流水声，人声喧哗声，透过缝隙，忽地袭来。
这里是学校区域，禁止鸣笛，车速也有限制。这里的孩子们更习惯用手语交流，家长也是，这让周边的声音大多是一些距离感恰好的白噪音。
“可以试试闭上眼，想象每一种声音的来源。再睁开眼，寻觅，对照，你会发现，每一种声音都变得新奇了”。黎檬建议。
二更闭上眼，她开始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思绪飘摇。她尽量放松大脑，肆意遐想，于是，她听到了公园里竹子随风而动，轻轻拍打彼此的竹板声，听到了一朵细小的桂花，轻轻落在春羽叶面上的几近无声的声响，听到了水池里粼粼水光晃动着爬上了池边石壁的细微行进声。
睁开眼，无非是寻常车水马流。十字路口，迎着温和夕阳拍写真的女孩们穿着蓬蓬裙，乖巧地等红灯，一个老人带着一只雪白色的博美出来散步，博美一跳一跳的努力奔跑，像一只蓬松的毛球。
“我们头脑中有很好的能量和回忆，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记录和储存一些美好的记忆，可以抵消漫长人生中许多忧愁。”黎檬说。
二更脑海中闪现出第一次去姜籽画室的感受，“波浪”，又一道神奇的波浪。这次不是给人视觉奇景的绿波，她感受到了是多彩声音的波浪。在加入了一点点自己的想象力与宁静心之后，寻常的声浪美妙地重合在一起，给人听觉上一次洗礼。
二更似乎有些明白罗望子家中这扇窗的意义了。她靠近那扇小小的窗。这扇窗意味着勇气，也意味着和解，意味着想象力，也意味着平衡。声音，浩瀚无垠，包涵无限可能。人当然可以和喜爱、信任的声音一起，也可以赋予最寻常的声音以瑰丽的想象，进而从听觉层面，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人生选择。这种努力，花费了罗望子大半生的精力。这是她很拿得出手的一项好好独自生活的成就。
老罗的这栋房子，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家。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温柔又安全的日子。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距离她第一次进行声音作业，已有许多年。
03 一片偶然的花瓣
忽地一阵风，带入一片偶然的樱花花瓣。
钻入小窗的花瓣，很小，只比米粒大那么一点点，于是只有二更一人觉察。它荡悠悠，落到她手心。二更感受到一种轻微的麻烫。她不自觉地把手握紧了一下，那感受更强烈了。
是恐惧？是恐惧。一个小孩子在失和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对父母高分贝的争吵声、玻璃瓷器摔碎摔的声响、对没有任何预兆“嘭”的一声重物坠地的声响，无法控制的恐惧，从幼年持续到成年。
这恐惧，源自于罗望子。一段低语，经由手心的刺痛，钻入二更的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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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一直是个等碗掉下来，摔碎了的小孩。
怎么解释呢？就是我父母经常吵架，偶尔会摔碗。我只要在家，就会默认家里某只碗有可能会碎掉，伴着刺耳的声音，落成满地碎片。
我的童年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曾经有个很经典的概念形容人的焦虑，‘等另一只靴子掉下来’。这种焦虑，我从五、六岁时就有了，一直随身携带。当我在外面玩的时候，听到任何破碎的声音，我都会想到是不是家里又吵架了。我会从胡同尽头跑回家，问问有没有什么东西碎掉，甚至会检查一下家里的碗有没有少一个。
我读小学时，小女孩们流行留小丸子头。现在这种发型有许多好听的叫法，埃及艳后头’‘朵拉头’‘蘑菇头’。我们那时叫‘木碗头’，因为它就像一只碗扣在头上，再剪个齐刘海的平齐豁口。这个发型我一直留到三年级，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它时时刻刻提醒我对一只破碗的恐惧。
长大后的我，并没有逃离这种恐惧，反而时刻活在其中。只要一遇到尖锐的吵架声、愤怒的呵责声，尤其是瓷器摔地的声音，我仍会感到恐惧。哪怕心理上的恐惧已随着年纪增长缓解了，我依然会忍不住颤抖一下，并且心跳加快。这大概是我毕生都无法彻底克服的一种身体记忆。
碎在小时候的那只碗，留下了两个细小的玻璃碴子，一个扎进了耳朵，一个楔入了控制颤栗的那条神经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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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间很多孩子悲伤与恐惧，源自于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包括不考愤怒时是否可以不摔碗。
二更手心的刺痛渐渐消失，只余下她的一声叹息。
这恐惧，她未曾经历，却有些懂得。二更联想到自己一些感觉上的敏感触角。她怕冷。这种对冷的高敏感度，源自于姥姥去世后的第一个冬天。她觉得手冷脚冷，哪里都异常得冷。
那年，祖母去世，她十分消沉，没有好好体面地过冬。每天随便一裹，看着约莫像个人类，就出门了。基于她奇特的拧巴性格，二更不愿找人聊天，也确实找不到几个人聊天。于是那个冬天，她过得糊弄且寒冷。不仅是杭州室外真实的湿冷，更有内心孤寂、自我为难的冷。
这样一个冷的冬季，她是在春天来了，天气暖了才觉察的。她发现，即便街上的姑娘们都换上了轻便的春装，她依然裹着厚厚的衣裳，手心、脚心经常是凉的。脖子很容易受寒，哪一天稍不注意忘记关窗，或是一阵风来刚才灌入脖颈，整个身子立马就会觉得要打寒颤，脖子要疼好几天。只要一点点蒙蒙小雨，也能把湿冷浸润到整个身体里。
冷，或许是一种敏感的生理反应，但怕冷，却逐渐形成了一种敏感的心理作用，开始凌厉地贯穿她此后的人生。
第二个冬天，她疯狂地买了很多很多厚衣服。数量都是双份的，好像只买一件会冷似的。在接下来好几个冬天，这些厚衣服，尤其是作为第二件买下来的厚衣服，成为了一种用不着也舍不得丢的精神慰藉。
若不是这些年，做记者，二更走得地方多了，心胸也随之开阔，体质也强了一些，她或许依然沉浸在心灵的冰雪天地里，仍是一只有心理重担的熊。
老实说，她花了一段时间认真地处理这个心理累赘，动用了人生中难得感受到幸福的一些事情做柴火，反复回忆与点火，才逐渐铲除了人生中存留过久的一场雪，和它结下的长久冰霜。原本，那些快乐的事，可以只关乎快乐，简简单单的，然而它们做了柴火，就燃尽了，搞得二更如今很难从记忆里找出一些单纯快乐的回忆了。
说起来，姥姥去世后的一两个月，她对声音的敏感度也会比过往敏感。那段时间，她只能接受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只愿意接受收音机、电视上传来的那种有距离感的人声。对身边人那些最有人味儿的声音，却无端地觉得吵闹。后来，生活工作所需，无奈地越活越粗糙，再加上对自己关心不够，稀里糊涂把这些自己身上精妙的触角，刻意规避了，才慢慢忘记了它们曾经真切地存在过。
罗望子的日子，一定比她简单经历过的特殊时期，更加艰难。
“她怎么做的呢？”二更握着那片隐匿的花瓣问，“是因为，除了这条河，还有那些作业，对吗？”
“嗯。要请您到三楼看看，她留下的作业全被保留在那里”，黎檬答。
走上去，三楼，有一半面积由一个半圆形的玻璃花房占据。花房是新造的，面积不大，可以作为一间小巧的工作室使用。相比二楼的简约，这里满满当当地安置了罗姐的一部分遗产--罗望子养过的的植物们。
最显眼的是挂满半空的球兰。三月底，球兰初入花期，垂下尚未全然开放的花球，像正在预备一场二、三十年前的中式婚礼，天花板上挂满圆球型彩纸装饰。球兰原本养在二楼一处东向的阳台，上午有阳光直射，从正午到傍晚都是柔和的散光，所以长得很好。还好，过去所有的枝蔓都是由鱼线悬挂垂吊在半空的，因此得以毫发无损地挪移到这个光照环境相似的新家。
黎檬收留了罗望子所有的植物，包括几盆很小的多肉、微型花盆里的小盆景。凤尾葵和青苹果竹芋被放在了阴凉处，配了加湿器，它们需要充分的湿度。大琴叶榕、橡皮树放在了有阳光直射的门口，它们需要充分的光照。
花房的中心空间，是一个圆形的封闭小屋。黎檬暂时给它取名，叫“聆听小屋”。里面收纳了罗望子录制的1500多条声音作业。
“罗姐遇见你，真是幸运啊，植物们都能被好好照顾”。二更说。
“我和罗姐遇见，才是我的幸运”，黎檬答。
在一片绿色之中，黎檬恍然又见罗望子。多年前，她第一次和罗姐见面时，对方状态并不算好，一眼就能看出疲倦。
那时，黎檬刚回国，在一家心理咨询所就职，闲暇时间，负责一个公益性质的音乐治疗小组。组员里有几位残障人员、慢性病的老年人，还有语言交流有障碍的人。罗姐比较特殊，她属于听觉高敏感人群，大半生饱受生活噪音困扰。小组成员全是女性，最小的20岁，最大的60多岁，在黎檬温柔的引导下，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讲述自己遇到的困境。
罗望子是第一个开始讲述的人。她从三十多岁离异后一直到六十岁，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居住的。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听觉很灵敏的人，日子要比寻常人辛苦得多。比如，和人一起住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对她而言都很难。对方的咳嗽、隔壁房间说话的声音，都特别刺耳，让她忍不住要去关注。说得极端但诚实一些，“如果对方是一个呼吸粗重的人，他的存在就会非常明显，喘气会变成一种非常大的干扰---尽管这样说很奇怪，但，多一个人喘气，对我来说，地球真的会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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