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二章码头上的算盘与拳头

十一月的东漕码头,比炭场复杂十倍。

林湛带着陈致远找来的三个老兵——老赵、老钱、老孙,在码头边的小茶棚坐了三天,光喝茶就喝了二两银子,总算把码头的门道摸清了七八分。

“大人您看,”老赵指着远处那几条正在卸货的船,“穿蓝褂子的,是‘漕帮’的人,专卸官粮;灰褂子的,是‘脚行’的,接民船货;还有那些没统一衣裳的,是散工,哪儿有活去哪儿。”

“这三帮人,互相不对付。”老钱补充,“去年因为抢活,打了好几架,死了两个。最后衙门调解,划了地盘——北岸归漕帮,南岸归脚行,中间零星给散工。”

老孙最直接:“什么帮不帮的,就是要钱。想在这儿干活,得交‘份子钱’。漕帮收三成,脚行收两成半,散工……得看管事的脸色。”

林湛听着,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茶棚老板又添了壶热水,压低声音说:“这位爷,您打听这些……是要做文章?”

“修史用。”林湛笑笑,“想写写漕运的事。”

老板将信将疑地走了。

当天下午,沈千机介绍的老账房来了。姓冯,六十多岁,在码头管了二十年账,去年因为“不懂规矩”被排挤走了。

“林大人,”冯账房很直接,“码头这摊子,烂透了。官粮损耗,至少有两成是进了某些人的口袋。搬运工累死累活,拿最少;管事的、帮派的,坐地分钱。”

他拿出一本私抄的账册:“这是去年我悄悄记的。北岸三号仓,账上入库一千二百石,实际只有九百五十石。差的二百五十石,哪去了?霉变了?被老鼠吃了?——是被‘漂没’了!”

“漂没”是行话,指虚报损耗,私分粮食。

林湛翻着账册,越看心越沉。码头的问题比炭场严重得多:不是效率低,是系统性贪腐;不是管理差,是利益网盘根错节。

当晚聚贤居,众人听完林湛的调研结果,都沉默了。

“这哪是改进管理,”沈千机苦笑,“这是要动很多人的饭碗啊。”

“动就动。”陈致远拍桌子,“京营那些老兵油子,我开始整顿时不也闹?现在不都老实了?关键是要有办法。”

“办法倒是有。”林湛摊开一张草稿,“我琢磨了个‘小组承包制’。”

他详细解释:把码头搬运工按十人一组,自由组合,承包指定船只的装卸。每船定好工作量、时间、损耗标准。完成得好,小组得基础分;超额完成,超额部分小组分成;节约损耗,节约部分奖励。

“关键在‘小组’。”林湛强调,“让他们自己组队,自己分钱。这样组内会互相监督——谁偷懒,影响的是全组的收入。而且自由组合,那些老实肯干的自然会凑一起,排挤偷奸耍滑的。”

王砚之点头:“这法子好。把管理的压力下放到小组,上面只管定标准、核结果。”

“但那些帮派……”周文渊担心,“他们会眼睁睁看着你打破规矩?”

“所以得慢慢来。”林湛说,“先找一小块地方试点。比如……南岸最边上的那几个泊位,活不多,油水少,帮派看不上。咱们从那儿开始。”

十一月中旬,林湛以“试行新法,提升漕粮装卸效率”的名义,正式进驻东漕码头。徐太监表面热情,实际观望——他在这码头八年,见过太多“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后都烧成了灰。

林湛选了南岸最偏僻的七个泊位,挂出招工告示:十人一组,自愿报名,承包装卸,按量积分,超额有奖。

告示贴了三天,只有三组人来报名——都是最底层的散工,平时被帮派排挤,有活就干没活饿肚子的那种。

第一组组长叫李大,四十多岁,在码头干了二十年,还是穷得叮当响。他来报名时直挠头:“大人,您这法子……真能多挣钱?”

“真能。”林湛给他看炭场的例子,“西山炭场,矿工实得涨了三到五成。你们这儿,只要肯干,只多不少。”

“那……要是有人捣乱呢?”

“组里的事,组里解决。解决不了,找我。”林湛道,“但有一条——不准打架,不准欺压组员。违者逐出,永不录用。”

三组人,三十个搬运工,开始了试行。

头三天,乱成一团。有的组配合不好,卸货速度还不如以前;有的组为了多挣分,差点把麻袋扔河里。林湛和老赵、老钱、老孙整天蹲在岸边,随时调解。

但到了第五天,情况开始变化。

李大那组摸索出了门道:两人在船上搬,三人在跳板传,五人在岸上扛,形成流水线。他们还自己定了规矩:谁偷懒一次,当天工钱扣一成;连续偷懒,全组投票赶人。

结果第七天结算时,李大组卸货量比定额超了三成,损耗还降了一半。按新算法,每人实得比平时多了五十文——够买三斤肉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码头。

第十天,报名的人多了。不仅散工,连脚行里一些受排挤的工人也偷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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