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账的风声还没落地,先递上门来的,竟是一纸异议。周三上午,区文旅局来了一个人。

来的是提异议的。按规矩,申报受理以后要公示十五天,公示期里谁都可以提异议。周晚宁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补一只盘子,手上的笔没停,听完才放下。

“提异议的叫什么?”她问。

“姓曾,曾广林。自称南派补瓷门下,说是二十年前的事,要当面说。局里定了听证会,下周一上午,小会议室,最好你师父本人到场。”

二十年前那件事她知道个大概。养父说过一回:那一年他被人挤过一道,一门手艺差点砸在手里。

挂了电话,她去了后院。

养父在修一把壶,壶是民国的,口沿磕了三处。他听见脚步声没抬头,把笔蘸了蘸釉水才开口。

“来了。”

“来了。”

“提异议的是谁?”

“曾广林。”

养父的手停了。他停得很短,短到看不出来,接着就把笔放回架上,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二十年没听见这个名字了。”他说。

“您认得。”

“认得。”周茂才说,“他是我师兄。”

“二十年没来往的人,这时候冒出来做什么。”

“因为有人请他来。”养父说,“他一辈子不做无利的事。要是自己想起旧账,早二十年就想起来了。”

“沈姨。”

“除了她没别人。”周茂才把围裙解下来叠好,“宁宁。”

“爸。”

“这一趟我去。”

“我跟您去。”

“你不跟我去的。”他说,“你在场,人家要说徒弟护师父,这一来,就夹了人情,事理反而不显了。”

“我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

养父看了她很久:“你坐着也好。你要看看你师父二十年前是怎么样一个人。”

周晚宁回屋,从柜子最里一格拿出一只木匣。匣里三张照片,边角发黄,是二十年前一只玉壶春瓶修补前后的留影。这三张是养父交出来的,接气斋申报材料里头一号实物佐证。

她看到第二张停住了:瓶身完整,看不出接缝,可露出的胎色跟别处不一样。

周一九点,局里小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长桌一条,坐了七个人:三位局里的,一位请来的老专家,一位做记录。对面坐着曾广林,六十来岁,深色夹克,头发梳得整齐。他看见周茂才进来,站了一下,又坐下。

“师弟。”他说。

“师兄。”周茂才说。

“二十年了。”

“二十年零三个月。”周茂才说,“我走那天是三月十一。”

“我记。我记的,是我走以前那一个月修了三样东西。修完我一样都没见着。”

会议室里静了一下。

主持的那一位抬手:“曾先生,请您说您的异议。”

“我要提三点。”曾广林翻开材料,“第一点:周茂才二十年前偷了师门的釉料方子,偷完人就跑了,门里有字据。第二点:他欠了作坊的账,到现在没清。第三点:一个偷过方子、欠着账跑掉的人,不配做‘古陶瓷无痕修复·南派’这一项的传人。这一项评的是人,手艺倒在其次。”

“我先认两样。”他说。

“头一样:我拿了门里的东西。我认。拿了就走了,二十年没回去说过一句话。”

“第二样:账没清。我认。那笔钱还得起,只是我不知道该还给谁。作坊早散了,字据上盖的是私章。”

曾广林在后头接了一句:“你认就好。”

“我认这两样。”周茂才说,“我不认第三样:我不认我偷的是方子。”

曾广林抬起眼睛:“那你偷的是什么?”

“三张纸。我拿走的是出库单。”

“二十年前那一个月,我在作坊里修了三样:一只元青花,一只成化的碗,还有这一只玉壶春瓶。三样修完我都做了留影。”他打开木匣,把三张照片推到桌子中间,“这是第二张:瓶身完整,看不出接缝,露出来的胎色。”

老专家把照片拿起来,凑到窗边看。

“胎不对。”周茂才说,“瓶子送进来的时候,口沿是磕掉的,胎是老的。可我修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底下那一截的胎不一样。底下的胎太匀了,匀得不像是那时候的东西。”

“您的意思是。”

“这一只瓶子本来就是两截。”周茂才说,“上头一截是真的,底下一截后配的。后配那一段做得极好,好到我第一遍没看出来。”

“接着说。”

“我把三样都拆开看了一遍,两样是这么回事:修好的东西被人换出去过。换出去的是真器,柜上摆着的是仿得极好的另一件。真器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了出库单。”

“写的是‘修复件返还’。”周茂才说,“返还给谁没写名字,只写了一个号。我把三张单子收起来,第二天就走了。”

曾广林坐在对面,脸上没有变,可他的手在桌下动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报?”老专家问。

“我报了,报给师门了。报完第三天字据就出来了,写的是我偷釉料方子。”

周茂才把手在桌上摊开,摊了一会儿:“我要是今日说出那一个名字,这一场会就变成两个人互相咬。我只说一句:字据上盖的是私章,私章在谁手里,二十年前作坊里的人都清楚。”

“曾先生。”主持的人转过去,“您说的门里字据,能不能拿出来。”

“原件我没带。”

“那请先补交。十五天内不补交,这一项异议视为不成立。”

“我还有第二点。”曾广林说,“账。”

“账是民事。”老专家说,“民事不进这一项评审。您要主张,走另一条路。”

曾广林站起来:“师弟,你还是那一副脾气。”

“你这二十年过得不好。”

“过得不好不坏。”周茂才说,“这二十年我教了一个徒弟,教完我发现,我教她的东西里最要紧的一样不是手上的。”

“是什么?”

“是不能拿手艺去挣不该挣的钱。这一条我教了她二十年,她做得到。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只有这一件是成的。”

曾广林没再说话,把材料收进包里走了。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师弟。”

“你走那天我送过你,送到巷子口。”曾广林说,“那回送你,是掌事的让我看你带没带走——夜里作坊少了三张纸,他让我盯着你。”

“我带走了。”

“我知道。我看见了,我没说。”

主持的人翻了翻材料,抬头说:“周师傅,今天的异议记录归档。您这一项申报继续走。”

“谢谢。”

“还有一句。”老专家把三张照片推回来,“这三张我们要留复印件。二十年前那三样东西,我们要查一查如今在哪儿。”

周茂才点了点头:“该查。”

从局里出来是十一点半。父女两个沿着街走了一段,周晚宁才开口。

“爸。”

“嗯。”

“您刚才说,最要紧的一样您教了我二十年。”

“我说了。”

“您教错了。”

养父停下脚步,转过脸:“哪儿错了?”

“您说那是您这一辈子唯一做成的。不止这一件。您还教了我怎么接气,怎么看出胎不对,怎么在一屋子人面前不慌。您教了三样,您只认一样。”

养父看着她,看了很久,把脸转开:“你这孩子。”

“我十八了。站在这儿的是我,不是哪个孩子。”

“十八也不是大人。”

“那您就当我还是孩子。孩子说的话您也得听。”

养父笑了一下,笑得很短,把手在袖子里拢了拢,接着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又停住。

“宁宁。”

“爸。”

“今日那个人不是沈女士请的。”他说,“沈女士请不动他。”

周晚宁转过身:“您怎么知道?”

“因为他送我那一趟,是二十年前的事。”养父说,“二十年里他没提过一句,今日他提了。一个人捂了二十年的话今日说出来,沈女士请不动他,能握住他的,是另一样东西。”

“握着他什么?”

“我不知道。”周茂才说,“我只知道,能握住曾广林的人,比沈女士往上。”

“二十年前那三张纸,我只拿走了纸。”他说,“有人拿走的,是别的。”

那“别的”到底是什么,周晚宁到今天也没摸着边。这一头没摸着边,另一头她也没搁下。周四下午,周晚宁第二次去了老赵的铺子。

铺子在古玩城后头一排平房里,门口堆着两只破木箱。老赵正蹲在门口择菜,看见她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又是你。”

“赵叔,我再问一件事。”

“上回那一件我可都说完了。”

“说完了,可您没说完。上回您说那个穿护士服的女子,卖了一枚银锁、一只小银镯,卖的时候说了一句‘孩子送到乡下了,你放心’。”

“我说过。”

“她卖完以后,还来过没有。”

老赵的手停了一下。

“你这丫头问得细。”

“我找了她很久。”

老赵站起来,进屋,从柜台底下拖出一只饼干盒。盒子是铁皮的,盖上印着褪了色的两个字:丰收。

他把盒子打开,里头是一沓纸:旧车票、收据、几张写了字的便条,还有一些说不出名目的单据。

“凡是跟钱沾边的纸我都留着,留了三十年,留了一盒子。”老赵一张一张地捻。

“在这儿。”

周晚宁接过来。那是一张邮局的汇款单存根,纸很薄,字是蓝的,已经淡了。汇款金额那一栏写着二十元。收款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

“吴玉洁。”

“是她。”老赵说,“她卖完银锁的第二个月又来了一趟,没带东西,只带了二十块钱,说要寄给一个人。单子是我替她填的。”

“寄给谁?”

“你看下头。”

周晚宁把纸往下看。收款人地址那一栏写着一行小字:临江县大石镇,邮局留交。

后头还有一个名字,只写了一个字:周。

“她为什么不写全?”

“不敢。”老赵说,“她说写全了,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谁。”

周晚宁捏着那一张纸,捏了很久。

“赵叔。”

“嗯。”

“这一张,您能不能给我。”

“拿走吧。”老赵把盒子盖上推回柜台底下,“你要去找就快一点。十九年前她就四十多了,如今要是还在,也六十多了。”

周晚宁把纸折好收起来。

“我明日就去。”

周五一早,她坐车去了临江县。

临江县离江城一百二十里,车走两个半小时。大石镇在县城再往北,她坐一辆农用车,颠到镇上已是中午。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镇中间一处旧院子,门口挂两块牌子:大石镇卫生院、镇敬老院。院里一棵老槐树,树底下两张长凳,三个老人坐着晒太阳。

周晚宁进了门诊,找值班的人问。

“我要找一位老护士。”她说,“姓吴,叫吴玉洁。十九年前在这一带待过。”

值班的人是个年轻姑娘,翻了翻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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