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荆棘路

“意思就是，”杨旻苦笑，“不要写本国的小镇，要写‘人类的普遍困境’；不要写大鼓和庙会，要写‘存在主义的虚无’；不要写对土地的爱，要写‘对一切宏大叙事的怀疑’。如果你坚持写本土的东西，你就是狭隘的、过时的、缺乏国际视野的。”

于是她开始改变自己。她强迫自己读福柯、读德里达、读那些她根本看不懂但不得不背下来的理论。她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加入“存在主义焦虑”和“解构主义游戏”。她写了一篇《废墟上的梨花》，讲的是一个帝京白领在酒吧里思考人生的虚无，投给校内的文学杂志。

“那篇稿子被录用了，”杨旻说，“编辑评价很有潜力，思想深刻。但我读着那篇稿子，感觉自己像个骗子。那不是我想写的，那是我‘应该’写的。我背叛了风见镇的海，背叛了老邮递员的钢笔，背叛了那面大鼓。”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但我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牺牲。我首先得获得入场券，才能改变规则。我要先成为他们的一员，才能从内部打破这个体系。所以，我忍住了。”

大一的寒假，她开始着手创办“本土文学研究社”。

“我以为，在帝京大学这种地方，总会有人和我一样，对家乡的土地和古老传统还有感情。我想找到同伴，一起收集民间故事，一起写些关于小镇、关于乡村、关于被遗忘的手艺人的小说。我想证明，本土叙事不是落后的，它可以是现代的、生动的、有力量的。”

杨旻花了几个月准备申请材料，找了四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他们甚至自费去东北的渔村采风，录下了老渔民的歌声，拍下了晒盐场的照片。

“但我们的社团申请，被学校驳回了，”杨旻说，声音平静得像是在陈述天气，“理由是缺乏学术价值，活动内容过于狭隘，不符合大学的国际化战略。而同时被批准的，是一个‘跨国身份认同研讨会’，主要活动是观看欧美艺术电影并写观后感。”

“这也太……”洛简一想说“荒唐”，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听起来太真实了。

“我不服气，去找学生会理论。学生会主席是个大三的学长，父亲是某著名出版社的总主编。他看着我的申请材料，笑着说，杨旻，你的热情我很欣赏。但你要明白，文学不是关于过去的，是关于未来的。而未来，是跨国的、混血的、去根的。你这种‘乡土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怀旧，是对全球化的抵抗。”

“我问她，难道爱自己的土地，就是保守吗？”

“他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的。”

杨旻低下头，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寒冷。不是被剽窃时的愤怒，不是被拒绝时的沮丧，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体系里，我不仅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我是一个‘错误’的人。我的存在本身，我的热爱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她说，“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学生，他们不懂。真正的文坛，真正的作家，一定会理解我。所以，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山河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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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志》是杨旻在大学期间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她花了整整两年。从刚进大学到大二结束，她放弃了几乎所有额外的社交，没有参加联谊，没有打零工，没有旅行。她把自己关在巴掌大的出租屋里，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腿包，冬天靠暖炉和毛毯取暖，吃着最便宜的泡面，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那部小说。

“那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安桢问。

杨旻抬起头，眼神里有某种光芒在闪烁——那是回忆珍贵之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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