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再次被弃

——咸丰三年二月至三月炮声是从东边传来的。不是打雷。傅善祥分得清。打雷是闷的，从天上往下砸，砸完了还有回声，轰隆隆地滚过天际，像一车石头从山顶翻下来。炮声是脆的，从地面往天上冲，冲上去就散了，没有回声，只有一声接一声的、密集的、让人心脏发紧的爆裂。二月初九那天，第一声炮响传到了江宁镇。傅善祥正在院子里晾被子。她把被单抖开，搭在绳子上，用竹夹子夹住。手刚松开，炮声就来了。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下一个。赵婶从灶房里冲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脸上全是惊恐。“善祥！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傅善祥把最后一个竹夹子夹好，拍了拍手上的灰，“是炮。”“炮？什么炮？谁在放炮？”傅善祥没有说话。她走到院门口，朝东边望了望。天色灰蒙蒙的，看不见烟，看不见火，什么都看不见。但那个声音——那个从地面传来的、沉闷的、像巨人在跺脚一样的声音——越来越密了。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一片比一片冷。二月十二，太平军攻破安庆。安庆守将战死，全城陷落。有人从安庆逃到江宁镇，说太平军不剃头发，披头散发，穿红衣红帽，见人就喊“兄弟姐妹”，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但他们的“兄弟姐妹”不包括清兵，不包括官府，不包括任何一个挡在他们面前的人。挡在他们面前的，都死了。二月十八，太平军攻破芜湖。芜湖离江宁镇只有不到两百里。二月廿三，太平军攻破当涂。当涂离江宁镇不到一百里。江宁镇开始乱了。不是那种有组织的乱，是那种从骨子里往外散的、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的乱。先是富户开始跑——收拾金银细软，雇车雇船，往西往南往北，只要不往东，去哪里都行。然后是普通人家，看着富户跑了，自己也慌了，收拾包袱，锁上门，拖家带口地加入逃难的人流。街上到处都是人，挑担子的，推独轮车的，抱着孩子的，背着老人的，哭的，喊的，骂的，找不着人的。镇上的米铺关了门，药铺也关了门。赵婶去买米，跑了三家米铺都关着，最后在街尾一个小摊上买到了半袋陈米，价钱是平时的五倍。她一边走一边骂，骂完奸商骂太平军，骂完太平军骂老天爷。李家也乱了。李老爷去年冬天就死了——痨病，拖了两个月，腊月里走了。李夫人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不是病，是怕。她本来就胆小，丈夫一死，天就塌了一半，现在太平军打过来，另一半也摇摇欲坠。她整天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帐顶，不说话，不吃东西，赵婶端了粥来，放在床头，凉了端走，再端一碗热的来，又凉了。李安十四岁，还是个孩子。他知道怕，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每天在院子里转圈，从东厢房转到西厢房，从西厢房转到灶房，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麻雀，扑腾着翅膀，找不到出口。老吴管家倒是镇定。他镇定了大半辈子了，天塌下来他也能先把账本算完再跑。但他不着急跑——他有自己的打算。傅善祥看出他的打算了。他在等。等李夫人开口求他。等这个家彻底乱了、散了、没人做主了，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替这个家“做主”。做主的意思，就是把值钱的东西搬到自己家去。傅善祥不想等。她开始往外跑。第一天，她去了码头。码头上全是人，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搬家。有人在抢船，有人在打架，有人在哭——船不够。船早就不够了。太平军还没打过来的时候，有钱的人家就把船雇走了，剩下的几条破船，价钱翻了十倍，还是有人抢。傅善祥站在码头上，被人流推来推去，差点掉进水里。她问了一个船老大：“往西边去，多少钱一个人？”船老大伸出五个手指头。“五两？”“五两是大人，小孩二两。不讲价。”傅善祥摸了摸袖子里那几块碎银子——这是她攒了八年的全部积蓄，连五两都不到。她回了家。没有跟任何人说。第二天，她去了镇外。往西走，过了江，是和州。她听人说和州那边有山，太平军一时半会儿打不到。她走了二十里路，脚上磨了两个血泡，找到了一个从和州过来的商贩。商贩说：“和州？和州也不安稳了。太平军打下南京，下一个就是和州。你往哪儿跑？往南？往北？往哪儿跑都一样，到处都是兵。”傅善祥站在那里，脚底的血泡疼得像针扎。她靠着路边的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回去。第三天，她去了乡下。她想找一条小路——不是官道，不是水路，是一条没有人走的、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路。她在镇外的村子里转了一整天，问了七八个老人，有的摇头，有的摆手，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以前有条路，现在长草了，走不通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放羊的老汉告诉她：“往西南走，过了那片竹林，有一条小路，通到江边的一个小渡口。那个渡口没有船，但你要是能找到船，从那里过江，对岸就是和州的地界，不用经过和州城，直接进山。”傅善祥的眼睛亮了一下。“那个渡口叫什么？”“没名字。当地人叫它‘野渡’。你去看看吧。”傅善祥谢过老汉，往回走。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她不认识夜路，一脚踩空，从田埂上滑下去，摔进冬水田里。水田里的水冰冷刺骨，没过她的膝盖，淤泥没过了脚踝。她爬起来的时候，浑身是泥，头发散了，木簪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她蹲在田埂上，找了好一会儿，没找到那根木簪。她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摸索了很久。泥从指缝里挤出来，凉得她牙齿打颤。她想起母亲的那根老银簪——压在箱底，陪嫁带过来的，母亲说要传给她。她从来没有戴过，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一个被卖到别人家的童养媳，戴什么银簪？她把手从泥水里抽出来，冻得通红，指节发僵。她攥了攥拳头，站起来，继续走。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去的。只记得脚上的血泡破了，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她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挪到李家大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她推开门。院子里没有人。灶房里有灯。赵婶坐在灶台旁边，围裙上全是面粉，眼睛红红的。“善祥，你这一整天去哪儿了？少爷找了你一天。”傅善祥靠在门框上，累得说不出话。她的衣裳湿透了，粘在身上，头发散着，脸上还有泥。

“我找到路了。”她说。赵婶看着她，眼泪掉了下来。傅善祥把找到的路告诉了李夫人。李夫人躺在床上，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她的眼睛还是盯着帐顶，像上面写着她看不懂的东西。“能走吗？”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空屋子。“能走。”傅善祥说，“那条小路很少有人知道，太平军不会走那条路。我们趁夜走，天亮之前能到江边。船的事我来想办法。”李夫人点了点头。“你去跟老吴说吧。”傅善祥找到了老吴管家。她把路线、时间、船的事一样一样地说清楚，条理分明，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前后印证，滴水不漏。老吴听着，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一盏茶，时不时喝一口，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湖。“善祥，”他说，“你这几天跑了不少路。”“应该的。”“吃了不少苦。”“应该的。”“你为这个家，尽心尽力。”傅善祥看着他。她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她认识他八年了。八年的时间足够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心思看透，像看一本翻了很多遍的书，每一个字都烂熟于心，每一处转折都了如指掌。“但是，”老吴放下茶盏，“你有没有想过，这条路是你找到的，你带着我们走，万一出了事，谁负责？”傅善祥沉默了一瞬。“你负责？”老吴替她回答了，“善祥，你不是李家的主人。你是个买来的童养媳。你没有资格替李家做决定。”

傅善祥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恶意——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不恨她，他不讨厌她，他甚至不觉得他在害她。他只是觉得，一个买来的丫头，不该有这么多主意，不该跑这么多路，不该比他知道得多，不该让李夫人听她的话而不听他的话。在她的存在威胁到了他的位置。在他的认知里，消除威胁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把挡在路上的石头搬走，不是因为恨那块石头，是因为它挡了路。“我只是想让大家活下去。”傅善祥说。“活下去的事，我来安排。”老吴站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你是女人，这种事，不用你操心。”傅善祥站在那里，没有再说话。她知道，多说无益。接下来的几天，老吴开始散布一些话——“善祥找到的那条路，她走过吗？没有。她只是听一个放羊的老头说的。万一那老头骗她呢？万一那条路根本走不通呢？万一到了江边没有船呢？我们这么多人，拖家带口的，跟着她走，出了事谁负责？”这些话传到了李夫人耳朵里，传到了赵婶耳朵里，传到了李安耳朵里。李安来找她。“善祥，老吴说那条路不安全。”“你觉得呢？”李安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我没走过。你也没走过。”傅善祥看着他的眼睛。十四岁的少年站在那里，像一个站在岔路口的孩子，两条路都看不见尽头，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他的眼睛里有犹豫，有恐惧，有对她的信任，也有对老吴的依赖。两种情绪在他的眼睛里打架，打得他眼眶发红。“那你想怎么办？”傅善祥问。“老吴说他有办法。他说他在码头上认识人，能搞到船。”傅善祥没有说话。她知道老吴在码头上的“认识人”是什么意思——花银子买通，用银子开路。李家还有多少银子？她的心里有一本账——她记得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个被老吴吞掉的数字。那些银子加起来，足够买一条船，足够让李家的人过江，足够让他们在山里安顿下来，但前提是老吴愿意拿出来。老吴愿意吗？她不知道。“善祥，”李安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傅善祥看着他，轻轻地、很轻地说了一句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的话。“好。我跟你们一起走。”她没有告诉李安，老吴不会让她走的。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是因为她是善祥——那个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记得住、什么都不说的善祥。她在李家八年，知道得太多了。老吴不会让一个知道得太多的人活着离开这个家。但她没有说。有些话，说出来，会让听的人陷入两难。她不想让李安陷入两难。他还是个孩子。他已经够难了。二月廿九，太平军攻破南京。消息是傍晚传到的。一个从南京逃出来的商人路过江宁镇，在镇口的茶馆歇脚，被一群人围着问。“破城了，破城了，”他瘫坐在条凳上，手还在抖，茶碗端不稳，茶水洒了一桌，“两江总督陆建瀛死了，将军祥厚死了，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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