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炟，字子丽。他们说我是汉章帝，是东汉第三位皇帝，说我的治世与我父亲的并称为“明章之治”。可在我心里，我始终记得的，是父亲驾崩前看我的那一眼。那年我十九岁，坐在那张冰冷的龙椅上，听着满朝文武山呼万岁，心里想的却是——我能不能比父亲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可我试过了。
我这一辈子，改苛法、养万民、通西域、兴儒学。有人说我是“千古第一仁君”，有人说我“帝王中的长者”。可我也放纵了外戚，埋下了隐患。我的宽厚，到了儿子手里，变成了一把悬在他头上的刀。
一、太子
我出生在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我的父亲是汉明帝刘庄，我是他的第五个儿子。我的生母是贾贵人，可我从记事起，就是由父亲的正妻——明德马皇后抚养长大的。她不是我的生母，却是我最敬重的人。她教我读书，教我做人，教我什么是“仁”。她没有儿子，把我视如己出。父亲选择立我为太子，一方面是因为他信任马皇后，希望她晚年有所依靠；另一方面，他觉得我虽然排行第五，但“少宽容，好儒术”，最像他。
永平三年，公元60年，我被立为皇太子。那年我三岁。朝堂上的人跪在我面前，可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太子”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我坐在东宫里，跟着师傅们读《春秋》，读《尚书》，读那些被竹简捆扎起来的道理。父亲教我的，是“严”。他的朝堂上没有人敢大声说话，他的案头上永远堆满了奏章，他的眼睛里永远有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光。可马皇后教我的是另一件事——“宽”。她说：“治国如待人，你宽一分，天下人就多活一分。”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她的话。后来我坐在龙椅上的时候，才慢慢明白了。
二、登基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父亲驾崩了。我即位的时候，天下还算安定，可内外的麻烦并不少。我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严刑峻法的朝堂，那些官吏们怕他，也恨他。我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面对着同一批人，心里明白——如果我再继续用父亲的那套办法，这个天下迟早会出乱子。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改掉父亲那些苛切的政策。我采纳了陈宠的建议，删减了严酷的刑律五十多条。我规定对拷问犯人只能用鞭打和杖击，禁止使用钻凿之类的酷刑。有人劝我不要太急，说祖宗之法不可轻废。我听了，没有反驳，但还是废了。因为我见过那些在父亲治下被冤屈的人，见过那些被酷刑折磨至死的囚犯。一个连自己手下的人都信不过的皇帝，靠杀人立威，总有一天会被刀反噬。
元和二年，公元85年，我下了一道诏令——“胎养令”。我规定全国的女子怀孕之后，朝廷赐谷“三斛”作为养育之资。她的丈夫可以免除一年的算赋。我还下令减轻徭役，奖励农桑。一个孩子生下来，他活下来的机会就大一些。
我还下诏，给那些愿意迁往肥沃地区的无田之人，赐予公田、种粮和农具，在一定期限内免除租税。后来有人问我——“陛下，您做这些，图什么？”我想了想，说：“图什么？图他们能活。图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至于饿死。图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孩子还能继续活着。图这天下，不会再有人因为交不起税而逃进山里。”史书上说，我在位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安乐”。文景之治之后，明章之治是东汉最好的时代。可我知道，那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是我祖父攒下的，是我父亲守住的，是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没有把它弄丢而已。
三、白虎观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我做了一件父亲在位时没有做过的事。我在洛阳北宫的白虎观，召集了太常、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举行了一次经学会议。让他们讨论《五经》的异同，由我亲自“称制临决”——像学术界的最高法官，对争议问题做出最终裁决。
贾逵、班固、杨终都在其中。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坐在上面听着，偶尔插一句话，更多的时候只是看着他们争。会议“连月乃罢”。会后，我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里面确立了很多东西，包括“三纲六纪”。有人说那是禁锢，可我觉得那是一个王朝不能没有的“根”。没有根，树活不了。没有规矩，天下也活不了。
还有一件事——我发明了一种草书字体。他们叫它“章草”。我喜欢写字。那些竹简上的字，一笔一划，落下去就是一辈子的事。
四、西域
即位第一年，北匈奴围攻西域。戊己校尉耿恭被围困在疏勒城，粮尽援绝，煮铠甲弓弩为食。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我犹豫过——西域太远了，远到我派出去的兵，可能还没到，人就死了。可我还是派了。我派遣酒泉太守段彭率军救援。援军赶到的时候，耿恭身边只剩下二十六个人。他们回到玉门关的时候，只剩十三个人。史称“十三将士归玉门”。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三个人，可他们回来了。那条路，通着。
后来，我又派徐干等人率军增援班超，帮他平定了西域诸国。楼兰、龟兹、于阗——那些曾经摇摆不定的西域小国，一个一个重新归附了汉朝。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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