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第012章 暗查证人
第七天,周晚宁去了城北的旧货市场。
老赵的铺子在市场最里头。她去的时候他在算账。
“还是那只银锁的事?”
“不是。”周晚宁说,“我问那本本子。”
老赵的手停了。
“什么本子。”
“您跟我说过,十九年前有个穿护士服的女人来卖银器,随身带着一个旧本子,她不肯卖。”
“我记得我是这么说的。”
“那个本子后来去哪儿了。”
老赵把算盘推到一边,起身把卷帘门拉下半截。
“你这姑娘,问得我心里发毛。”
“您说。”
“那个本子我没收。”老赵说,“她抱在怀里,我要看一眼她都不肯。她走的时候本子还在她身上。”
“她往哪个方向走的。”
“往北。”
“北边是长途站。”
“是长途站。”老赵说,“可她没进站。”
周晚宁抬起眼。
“您看见了?”
“我看见了。”老赵说,“我在这一行混了二十几年,来卖东西的人走哪条路,我看一眼就知道。她没进站,她拐到站后头那条巷子里去了。”
“那条巷子里有什么。”
“有一个收旧货的点。”老赵说,“跑乡线的都在那儿聚。”
“谁的摊子。”
“张瘸子。”
周晚宁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念了一遍。
“张瘸子还在这行吗。”
“在。”老赵说,“六十多了,腿不行了,改成坐在屋里收货。他家在市场后头那条街上,门口有一棵槐树。”
“他收乡线收了多少年。”
“三十年。”
周晚宁站了一会儿。
“赵叔。”
“嗯。”
“我上回问您银锁的事,”她说,“您跟别人提过没有。”
老赵的脸沉下来。
“你什么意思。”
“我来之前,有人先问过您。”
老赵不说话了。
周晚宁等着。
“前天。”老赵说,“来了个小伙子,开着车,说是替一户人家找人。问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十九年前,有没有个穿护士服的女人来卖银器。”
“您怎么答的。”
“我说没有。”
“他信了吗。”
“他不信。”老赵说,“他临走留了个号码,说要是想起来了,打给他,给两千。”
周晚宁把布包往肩上提了提。
“赵叔,您刚才说的这些,别跟第二个人提。”
“我知道。”老赵说,“我这把年纪,不缺那两千。”
市场后头那条街比前头窄,两边都是老居民楼,晾着的衣服从二楼垂下来。
槐树在第三栋楼下。
周晚宁敲门的时候,里头有人喊了一声“进来”。
屋子里很暗,一股旧纸和樟脑的味道。一个老头坐在竹椅上,一条腿搭在凳子上,脚踝肿得发亮。
“收破烂?”
“我不卖东西。”周晚宁说,“我找人。”
“找谁。”
“找十九年前,从长途站那条巷子里走的一个女人。”
老头的手停在膝盖上。
“你是什么人。”
“她女儿。”
老头眯起眼睛看了她很久。
“你坐。”
周晚宁拉过一张凳子坐下。
“我不骗你。”她说,“我不是她女儿。我在找她,她十九年前做过一件事,我要问她那件事。”
“她做过什么事。”
“她在一间产房里上过班。”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
外头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铃按了两下。
“小姑娘,”老头说,“你这一问,问到我三十年里头最不敢提的一桩上。”
“为什么不敢提。”
“因为十九年前,也有人问过我一模一样的话。”他说,“问的人不是你这样的。”
“什么样。”
“开着车来的,三个人。”老头说,“问我见过一个女的没有,三十来岁,瘦,右手无名指戴过一枚银戒指,戒面是圆的。”
周晚宁的手指攥紧了。
“您怎么答的。”
“我说见过。”老头说,“我说见过,可我不记得她往哪儿去了。”
“他们信了吗。”
“他们给了我五百块。”老头说,“五百块,十九年前的五百块。他们给了我五百块,就说明他们知道我在撒谎。”
周晚宁没有出声。
“他们要是不知道我撒谎,他们就不会给钱。给了钱,是让我把嘴闭严。”老头说,“我拿了那五百块,这十九年,我没睡踏实过几天。”
他把那条肿腿往上挪了挪。
“你今天来,”他说,“我给你一个地址。你别问我为什么给你。”
“您说。”
“柳湾。”
“柳湾在哪儿。”
“往北六十里,过了河再走八里。”老头说,“那个女的在柳湾住过,住了一年半。”
“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她的东西是我拉的。”老头说,“十九年前我跑乡线,一趟车收满了一趟货。那一年秋天,我在长途站那条巷子里接了一趟活,拉的是一个女人和一口木箱。”
“一口木箱?”
“一口木箱,不大,铜扣,锁扣上缠着红布条。”老头说,“那个女人抱着一个本子坐在箱子上,一路抱到柳湾。”
“她住谁家。”
“村东头一家姓宋的。”老头说。
“那口箱子呢。”
“留在宋家了。”
周晚宁站起来。
“她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老头低下头。
“说了。”
“说什么。”
“她说,‘要是有人来问起我,你把箱子给他。’”
“就这一句?”
“还有一句。”老头说,“她说,‘你先问他一句:那年房子里,孩子哭了没有。’”
周晚宁站在原地。
屋子里很暗,樟脑的味道压得很重。
“她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知道。”老头说,“我当时以为她是疯了。后来我想过很多遍,我想明白了:她这是在留一个暗号。”
“什么暗号。”
“她怕有人冒充。”老头说,“她知道会有人来找她,也知道来的人里头有假。真要找她的人,一定知道那年房子里的事。假的人,答不上这一句。”
周晚宁的手心出了汗。
那年房子里的事,她知道。
她记得的,是声音。前世死前最后听见的是产房外头的雨声;这一世重生第一刻,听见的是婴儿的哭。
她自己就是那个孩子。
“小姑娘。”
“在。”
“你答得上来吗。”
周晚宁张了张嘴。
“答得上来。”她说,“哭了。”
老头闭上眼。
过了很久,他睁开。
“那你明天去。”他说,“别今天去。今天有人比我先得到消息。”
周晚宁猛地转过头。
“什么意思。”
“昨天下午,”老头说,“也有人来问过我。问的话跟你一模一样,也是十九年前,也是长途站那条巷子。”
“是谁。”
“一个女的,三十来岁,穿戴齐整。”老头说,“她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我没看清。她比我聪明,她没问我见过没有,她问我拉过一口什么样的箱子。”
周晚宁的手指扣在凳子沿上。
“您说了?”
“我说拉过木箱,没说拉到哪儿。”
“她信了吗。”
“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老头说,“她说,想起来给她打电话,她给的钱比那五百多十倍。”
他把名片从抽屉里摸出来,推到桌边。
周晚宁拿起来看。
名片上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号码,没有单位,没有头衔。
名字是三个字。
沈珊瑚。
周晚宁把名片放下。
“这张名片我拿走了。”她说,“您别往外说我来过。”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周晚宁说,“您刚才说她比我先得到消息。”
“她问的是箱子。”老头说,“你问的是人。问箱子的人,知道箱子在柳湾;问人的人,还不知道人在哪儿。”
他抬起头。
“小姑娘,你们两个,谁先到柳湾,谁就赢了。”
周晚宁走出那条街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她站在槐树底下,把老头说的那几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沈珊瑚要的是箱子。
沈珊瑚要一口木箱做什么。
她忽然想明白了:箱子里一定有一份东西。银器和本子,那女人抱在身上,一路没撒手——箱子里留下的,是她带不走的那一份。
可柳湾,她不能空着手去。空口问人,宋家一句“不认得”就能把门关上。她得先带着凭据——十九年前,那一间产房里落下的那一页纸。
她把布包背上,往回走。明天一早,市档案馆。
第八天上午,周晚宁在市档案馆。
十九年前的出生登记簿收在库房最里头一排,铁架子,一层一层摞着。管理员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戴着白手套。
“你自己找。”她说,“不许折,不许压,不许拿笔在上头划。”
“哪一册。”
“十九年前,下半年。”
管理员抽出一册,放在桌上。
周晚宁戴上手套,一页一页往后翻。
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她找到了那一天。
那一页的编号是连着的,前一张、后一张都在。她出生的记录就写在中间:女,单胎,顺产,体重六斤二两,接生员一栏有两个签名。
母亲一栏写的是沈伯韬妻子的名字,父亲一栏写的是沈伯韬。
周晚宁的手停在纸上。
她看的是纸。字,她没去读。
这一页的纸比前后两页白。
前后两页是那种十九年前常见的薄黄纸,纤维粗,边上有点毛。这一页不一样,厚一点,也白一点。
她把这一页轻轻掀起来,让光从背面透过来。
前后两页的水印是同一种,是本地纸厂的那一种。这一页的水印比它们清楚,也新。
管理员在旁边看着。
“看出什么了?”
“这一页是后补的。”
管理员愣了一下,凑过来看。
“不会吧。”她说,“这册子我管了十一年,从没动过。”
“不是您动的。”周晚宁说,“您看装订孔。”
那一册的装订孔有三个,是当年打孔机打的,一线穿过去,很齐。这一页的三个孔,位置跟前后两页对得上,可孔边是毛的。打孔机打不出这种毛边,这是锥子一个一个扎出来的。
“有人把原页撕了,又补了一页进去。”周晚宁说。
管理员不说话了。
“补的时候还得对上骑缝章。”周晚宁把纸往边上挪了半寸,“您看这个章。”
骑缝章盖在纸边上,一半在这页,一半在前一页。
前一页那一半清楚,这一页这一半模糊。
“真有人补过。”管理员低声说,“这事儿得上报。”
“先别上报。”周晚宁说,“我先问一句:补这一页,得用什么样的纸。”
“得用当年的空白登记表。”
“空白登记表谁领。”
“科室领,领了要有登记。”管理员说,“不过十九年前管得松,领一本签个名就行。”
“签名的人是谁,还能查到吗。”
“那得查领用簿。”管理员说,“领用簿也在这儿,不过不全。”
周晚宁把这一页拍了三张照片——她用的是养父那台旧相机。
拍完,她把册子合上。
“我还想问一个人。”
“谁。”
“十九年前在这间办公室上班的老同志。”
管理员想了想。
“有个姓贺的,退休十一年了。”她说,“家在东风路那一片,具体哪一栋我不记得了。”
东风路那一片是老家属院,六层的楼。
周晚宁一栋一栋地问,问到第三栋的时候,一楼有个晒被子的老太太给她指了方向。
“老贺啊,四楼,最东头。她腿不好,不常下来。”
四楼最东头。
门开了一条缝,里头先出来一股药味。
“找谁。”
“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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