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天傍晚,老赵那通“柳湾修路”的电话挂下没多久,天刚擦黑,接气斋来了个客人。

四十来岁,瘦,穿一件灰夹克,进门先看了一圈墙上的东西,才回头看人。

“听说这里收老物件。”他说。

“看东西。”周晚宁说。

“纸收不收。”

“看。”

那人从怀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隔着袋子捏着,没往桌上放。

“我不懂这个。”他说,“是我们村上拆老屋,从一只木箱里翻出来的。”

周晚宁戴上一次性手套,把纸从袋里抽出来。

一张折叠过的旧纸,边缘发脆。展开来看,是一份手写的“幼儿送养书”,日期正是十九年前的下半年。

孩子出生年月日,对得上。

底下是产妇的签名,旁边一枚指印,红得发暗。

母亲那一栏,是她生母的名字。

周晚宁在这三个名字上停了很久。

“这一张,”她说,“您从哪儿拿的。”

“柳湾。”

“哪一片。”

“河东。”

“柳湾没有河东。”周晚宁说。

那人一顿。

“那就河西。”

“箱子里还有别的东西没有。”

“有。”那人说,“还有一只银镯子。”

“箱子上什么锁。”

“铜的。”

周晚宁把纸放下。

她先把纸举起来,对着门口那道光看。

纸里有水印。水印很清楚,是新纸厂出的那一种。

她又把纸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干净。十九年前那批登记表,背面能看见纸浆走向的纹路。这一张没有。

她把纸送到鼻子底下闻了一次。

没有霉气。十九年的纸压在箱底,哪怕不受潮也该有一点霉。这一张只有尘土味,像是搁了个把星期。

“多少钱。”

“八百。”那人说,“少了不卖。我这趟路费还花了三十。”

“柳湾没有通班车。”周晚宁说,“打车到市区,至少两百。”

“我搭的顺风车。”

“顺风车到车站。”她说,“车站到我这儿还得走一站半。今天下午下过雨,您进门的时候,鞋底是干的。”

那人不说话了。

她把这张纸推到桌子中间。

“您这纸,我要说三点。”

“你说。”

“第一点,纸是真的老纸。”她说,“是当年供销社那种老账本的纸。做的人费了心思,先找纸,再写字。”

“那你凭什么说是假的。”

“第二点,”她把纸转了个方向,手指点在签名那一处,“这一撇收笔往上挑,得练过十几年;底下日子那几个数,收笔往下按。两种习惯不在一个人身上。”

“第三点呢。”

周晚宁把手套摘下来。

“第三点最要命。”

“你说。”

“这上面的字,没有一处洇开。”她说,“墨在纸纤维上会爬出一圈毛边。这一整张,干干净净。”

那人瞪着她。

“打印的。”周晚宁说。

“打印?这么旧的东西怎么打印。”

“先把真迹描下来,排好版再打。”她说,“打完还要压叠痕、脆边缘。他都做了,做得不错。只有一样他做不了:打字排出来的间距是齐的。手写字没这么齐。”

那人盯着她看了两秒,伸手要去拿纸。

周晚宁把纸按住。

“别急。”她说,“我还没说完。”

“你还说什么。”

那人终于坐不住了。

“八百要不要。不要我走。”

“要。”她说。

那人眼睛一亮。

“不过不是这么要。”周晚宁把纸推回去,“这张我不能收,收了就是我买假。明天十点,您把另外两张一起带来,我三张一起看。”

“另外两张?”

“您回去问他。”周晚宁说,“他知道的。”

那人走的时候,脚步比来时快。

他一出门就拐进了巷口的电话亭。

她把手套摘下来收进抽屉,坐回去,把那三个名字又在心里过了一遍。

这张纸做得再好,有一件事做不了:它必须先知道那一栏该填什么。

出生日期是她这几日才翻出来的。母亲的签名笔迹,更是只有见过的人才有。

她想起档案馆里那一页:纸是白的,孔是锥子扎的,骑缝章只有一半清楚。

那一页和刚才这一张,是同一个人的手法。纸新,孔齐,字齐。她把那页纸的每一条都读得真切,可那天档案馆里还有谁在场、是上午还是下午,她已经想不真切了。

想到这里,她反倒坐稳了。

这不是坏消息。

这是第一次有人替她证明了:那一页登记表确实是后补的。因为若不是后补的,就用不着再做第二张来圆它。

她起身给老赵打了个电话。

“赵叔。”

“小姑娘。”

“明天十点,您能不能到我这边的茶铺坐一坐。”她说,“我不请您吃饭,请您帮我听一句话。”

老赵沉默了两秒。

“你又碰上什么事了。”

“有人要给我下套。”周晚宁说,“我想请您做个见证。”

老赵笑了一声。

“我一个卖破烂的,做什么见证。”

“就因为您是卖破烂的。”她说,“明天请您什么也别说,坐在我隔壁桌,看一眼就行。”

然后她给养父打电话。

“爸,我明天要去见个人。”

“见谁。”

“一个卖假东西的。”她说,“您别担心,我一个人不去。”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你自己学了三年的东西,”周茂才说,“该用就用。”

第九天上午十点,茶铺。

那人果然来了,比昨天多了两个人: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拎着一只布袋子,另一个年轻人坐在靠窗处盯着这边。

周晚宁眼角扫了一眼。

靠窗那位的手一直搁在桌面上,掌心朝下,压着样东西——手机。

老赵已经坐在隔壁桌,面前一碟瓜子,正慢慢地嗑。

她坐下,把手里的信封放在桌上。

“两张带来了?”

“带了。”那人说。

“拿出来。”

另外两张比昨天那张粗糙得多:其中一张连日期都填错了一处。

周晚宁把它们排成一排,从头看到尾,看了足足三分钟。

窗外那位把手机举了起来。

“这两张,”她终于开口,“我不要。”

“怎么不要。”那人不依了,“你昨天说了三张一起看。”

“昨天我说的是‘同样被人托着的另外两张’。”周晚宁说,“这两张不是同一批做的。”

她把中间那张抽出来。

“您这张用的是染色纸。”她说,“做旧的方法是泡红茶水。泡出来的纸边上深,中间浅。您这张正好反过来。”

那人愣住了。

“还有这一张。”她把第三张推过去,“骑缝章整枚都落在纸内。真的是一半在这页、一半在前页,从没有全盖得住的。”

这时窗外那位站了起来,手里的手机举得更高。

“拍也拍清楚点。”周晚宁抬起头,“把这几张纸都拍进去。您要拍的是我收假东西,可我一样没收。这些纸一张都没交到我手上,是您自己摆的。”

她转过头。

“赵叔。”

“哎。”老赵把身子转过来,那把瓜子搁下了。

“您听见了。”

“听见了。”老赵说,“这位姑娘从头到尾说的是‘不要’。”

拍的人坐下了。

周晚宁把桌上那只信封推到中间。

“我一进来就把它放在这儿。”她说,“里头八百块,我昨天答应过,纸要是真的,我给钱。”

“现在呢。”

“现在我还是给。”她说,“不过这钱不是买纸的。”

她抬起眼。

“这钱是买做出这三张纸的人的名字。你们仨中间,谁肯说,钱归谁。”

矮胖的那个先站起来。

“我不干了。”他说,“这个活儿本来就邪门。”

他抓起布袋子走了。

拍的人跟着要走,走到门口被她叫住。

“你把这三张纸也拍清楚些。”她说,“照片我不拦,纸也不动。”

那人走得更快了。

只剩那个瘦子。

“做纸的人在东门外。”他说,“我只见过一回,脸没看清。”

“走吧。”

他拿了钱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她一眼。

老赵把瓜子碟推过来。

“小姑娘。”

“嗯。”

“你胆子不小。”

“我胆子不大。”周晚宁说,“我就是知道他们要什么。”

她把桌上那三张纸收起来,小心折好,夹进随身的本子里。

那三张不是证据。证据不会有人主动送到手上。有人慌了,才会在她刚翻出一页的时候,就急着送来第二页。做纸的人躲在东门外,脸都没露——他背后站着谁,她记进了本子的下一页。

当天午后,省城来了一辆车。

车停在巷口,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米色风衣,手上戴着白手套。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只木匣。

风衣男人在巷口站了站,看了看两边的旧铺面,又看了看门牌。

“接气斋。”他念了一遍,“名字怪。”

“新起的。”周晚宁从店里出来,“进来坐。”

“我不坐。”他说,“我姓邢,省城邢某人。”

周晚宁抬了抬眼。

邢这个姓,在省城的古玩行里不用多解释。

“邢先生是为人来的,还是为东西来的。”

“为东西。”邢某把手里的白手套摘下来一副,“也为看看人。”

他把木匣接过来,放在桌上的毡子上,自己不动手,抬了抬下巴。

年轻人把匣盖打开。

匣里是一只碗。

青白釉,斗笠形,口沿有一处小磕。碗身薄,透光看过去,釉里泛出一层极淡的蓝。

“说头一句。”邢某说。

周晚宁把手套戴上。

她没有先拿碗。

她先把手伸进匣子里,隔着碗底摸了摸匣内的软垫。

软垫是旧的,是老紫檀匣自己的原配。这一层垫子上有一个浅浅的印子,印子的形状不是这一只碗的。

“邢先生这只匣子,”她说,“原先装的不是碗。”

邢某笑了笑,没说话。

“原配的垫子上留下的印,比碗底小一圈,边是方的。”周晚宁说,“这只碗的圈足是圆的。”

“然后呢。”

“然后这只碗是对的,匣子是借来的。”她说,“借别人的匣,说明这一趟出门急。”

邢某的手在桌边叩了一下。

“说碗。”

周晚宁这才把碗托起来。

她先看底。圈足露胎处有一小片火石红,红得自然,从胎骨里往外泛。

再看釉面。她把碗举到窗口,左右各偏了半寸,让光从釉上斜着走。

“这一只碗,”她说,“是湖田窑的东西。”

“哪个年头。”

“南宋中晚期。”她说,“不是北宋。”

“凭什么。”

“北宋的碗,刻花用的是半刀泥,刀锋一侧深一侧浅,斜着走。”周晚宁说,“这一只上的划花是竹签划的,纹路细,深浅一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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