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暗流
咸丰四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还没过完，秦淮河边的柳树就冒了芽，嫩绿嫩绿的，像无数只刚睁开的眼睛。傅善祥站在傅宅的院子里，看着那棵歪脖子石榴树。去年的枯枝上冒出了几片新叶，小小的，嫩嫩的，在风里轻轻颤着，像婴儿伸出的手掌。她已经在这世上活了二十一年。她见过太多的死，所以她更知道生的可贵。她见过战火中烧毁的房屋，见过荒野上无人收殓的尸骨，见过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坐在路边不哭不闹——哭不出来了。那些画面刻在她脑子里，像刀刻在石头上，抹不掉。她不想再看见了。她蹲在石榴树下，用手指轻轻摸着那几片新叶。叶子很小，薄的，透光的，叶脉像一根根细细的丝线，从叶柄一直延伸到叶尖。她想起小时候，祖父院里的石榴树也是这样，歪歪扭扭的，每年春天冒新芽，每年秋天结果子。祖父说，树活着，就会发芽。人活着，就会有办法。她闭上眼睛。阳光透过石榴树的叶子漏下来，落在她脸上，一块一块的，像碎金子。这是她十年来第一次觉得——日子是可以慢慢过的。不用跑，不用逃，不用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饭吃，有衣穿，有人等。但她心里清楚，这平静是表面的。水面之下，暗流涌动。咸丰四年三月，天京城里的气氛开始变了。首先是粮价。开春之后，太平军的军粮供应越来越紧张。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像两把钳子，从南北两个方向卡住了天京的脖子。城外的粮食进不来，城里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米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从天不亮一直排到天黑。有人半夜就来占位置，裹着棉被睡在米铺门口，像一排排无人认领的尸体。傅善祥去看了几次。她站在米铺对面的巷口，看着那些排队的人。有一个老妇人，裹着破棉袄，蹲在队伍里，缩成一团，像一只被风吹落的枯叶。她的手里攥着几文钱，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她的前面还有十几个人，米铺的伙计说“今天的米卖完了”，人群里发出一阵叹息。老妇人没有动，她蹲在那里，等了很久——也许在等明天，也许在等一个不会来的希望。傅善祥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老妇人，忽然想起了王婆婆。王婆婆的眼睛看不见，但她总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傅善祥不知道天有没有绝人之路，她只知道，如果没有人做事，天就会绝人的路。她不能等天。天太忙了，天要管那么多人的生死，顾不过来。她来管。她去找了林凤祥。“林将军，粥厂的粮食只能撑半个月了。”林凤祥正在看地图，头也没抬。“军粮也不够。”“百姓在饿肚子。”林凤祥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他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军粮都不够，拿什么给百姓？“傅善祥，我尽力。”傅善祥看着他，没有说“尽力不够”，没有说“你要想办法”，没有说“你是将军，你不能不管”。她行了一个礼，转身走了。她又去找了杨秀清。“东王，粮荒。”杨秀清正在批阅公文，笔尖顿了一下。“本王知道。”“请东王调拨军粮，以济饥民。”杨秀清放下笔，看着她。那目光不冷不热，不近不远，像一口千年古井。“军粮调了，军心不稳。军心不稳，天京守不住。天京守不住，百姓更遭殃。”杨秀清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傅善祥，你选。救眼前的人，还是救以后的人？”傅善祥沉默了。她在心里算了一笔账。眼前的人，是排队等米的老人，是饿得哭不出来的孩子，是啃树皮度日的妇人。以后的人，是天京城里的十万太平军，是这座城的存亡，是这个政权的命运。这笔账，算不清。“东王，臣不选。”她抬起头，看着杨秀清的眼睛。“臣都要。”杨秀清看着她，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上叩了一下，一下，就一下，停了。“傅善祥，你胃口很大。”“臣的胃口，是饿出来的。”杨秀清沉默了一会儿，批了一百石粮食。“这是最后一次。”傅善祥接过批文，行了一个礼。“谢东王。”她走出东王府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天边烧成了暗红色，云朵像一块块被烧红的炭，边缘还泛着橘色的光。她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百石粮食，够粥厂撑一个月。一个月后怎么办？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会有办法。她一定会有办法。
天京城里的粮荒，不是孤立的事。它是一盘大棋中的一粒子。这盘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北京到南京，从紫禁城到天王府，下了很多年，还要下很多年。傅善祥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那本《资治通鉴》。她没有在读，她只是在想——想那些古人，想那些兴衰，想那些治乱。她发现，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一城一地的事。是天下的。咸丰皇帝坐在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里，比傅善祥更焦虑。他即位才四年，二十出头，年纪比傅善祥大几岁。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不是染的，是愁的。他每天批阅的奏折，十份里有八份是坏消息——南边太平军打到了哪里，北边捻军闹到了哪里，西边回民反了，东边洋人又来了。黄河决了口，漕运断了，国库空了，军饷发不出了。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他问大臣：“怎么办？”大臣说：“皇上圣明，臣等惶恐。”他问：“谁能为朕分忧？”大臣说：“臣等愿为皇上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听了，点了点头。但他知道，这些人说的都是空话。“赴汤蹈火”四个字，说的人多，做的人少。真正赴汤蹈火的，是那些在前线打仗的将军，是那些在地方上守城的县令，是那些在田地里种粮的农夫。不是这些养心殿里磕头如捣蒜的大臣。他恨太平军。恨杨秀清。恨洪秀全。恨所有推翻大清的人。但他也知道，大清烂了。烂到根了。烂到连他自己都闻到了腐烂的气味。他想救，但他不知道怎么救。他年轻，他不笨，他不懒。但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像坐在一口枯井里，四面都是墙，爬不上去。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的湘军从湖南出师，北上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翰林出身，治军严苛，带兵有方。他的湘军不是朝廷的正规军，是他自己招募、自己训练、自己筹饷的地方武装。这支军队与八旗兵不同——八旗兵吃皇粮，打仗是为了吃饭；湘军吃曾国藩的粮，打仗是为了保家。八旗兵打不赢的仗，湘军打了；八旗兵守不住的城，湘军守了。太平军在湖南吃了好几次败仗，势头被压了下去。咸丰皇帝大喜。他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后又加兵部侍郎衔，让他督办四省军务。他把东南半壁江山几乎都交给了曾国藩——你打，你打，你打赢了，什么都好说。曾国藩接了旨，磕了头，心里清楚——皇上不是信任他，是没人可用了。八旗兵废了，绿营兵废了，能打的，只有他这支“地方武装”。他写信给朋友说：“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私。吾辈读书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他是真心的。他真心的想救国，真心的想平乱，真心的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他真心的方式，是杀。杀太平军，杀得越多越好。他在日记里写——“今日攻克田家镇，毙贼万余，江水为赤。”他没有觉得不妥。在他眼里，太平军不是人，是贼。杀贼，天经地义。傅善祥不知道曾国藩在想什么。她只知道，天京城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湘军从西边压过来，江南大营从南边压过来，江北大营从北边压过来。三面合围，铁桶一般。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人心越来越慌。她每天早上去东王府处理文书，下午去女学巡视，晚上去粥厂帮忙。她把自己分成三瓣，一瓣给东王，一瓣给学生，一瓣给百姓。她恨不得把自己分成十瓣。她写日记，写到手软。她在日记里记粮价，记米铺的库存，记粥厂的人头。她写——“今日米价又涨了。一斗米五百文。上月还只要三百文。粥厂的粮食只能撑半个月了。”她写——“学生又少了几个。我去家访，学生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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