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派来两个人，一个姓周，一个姓何。
周师傅四十来岁，跑的是山货，从仰光一路往北跑到腊戍，一年三个来回，两条腿走出来的资历比谁的文凭都硬。何师傅年轻些，早年在轮船公司押货，后来自己贩米，吃的是水路上的饭。头一天来，两个人都换了浆洗得发硬的干净衣裳，进门先鞠一躬，说长官们要问什么尽管问，只是我们没念过几年书，说错了别笑话。
林方矩把图往桌上一铺，头一句就是：“从仰光到勃固，这条路多远？”
周师傅凑到图跟前眯着眼看，那架势像是要把纸看穿。看了半晌，吐出三个字：“走一天。”
“多少里？”
“这个……真说不上来。”周师傅挠了挠头，“鸡叫出门，天擦黑到，路上歇两回。赶上下雨，就得两天。”
林方矩“嗯”了一声，铅笔在纸上划拉两笔。第二条道，走大半天；第三条，两天半。
问到第五条上，何师傅憋不住了：“长官，我们跑路的不论里。”
“那论什么？”
“论走多久。”何师傅一摊手，“论歇几回，论上不上坡，论路上有没有水喝。您问我这儿到那儿多少里，我得现编；您问我这条道好不好走，我一句话给您说透。”
林安捏笔的手停在半空。这些日子她把英国人那份图翻得起了毛边，图上密密麻麻全是数目字，比例尺、里程、等高线，一样不缺——如今两位连小学都没念完的老师傅告诉她，那一套进了缅甸的山，不顶用。
张妙妙先急了：“那怎么办？咱们图上总得写数目字吧？”
林方矩没答，低头拿铅笔在纸角上算，算了老半天才抬头：“那就照他们的说法记。”
“照走多久记？”
“照走多久记。”林方矩把铅笔一横，“挑夫一天走多少，驮马一天走多少，卡车一天走多少，这个我心里有本账，回头折算不难。可他们说的那些——上不上坡，有没有水，雨季过不过得去——图上没有，书上也没有，非得他们开口，我们才知道。”
他把铅笔调过头递给林安：“你记。左边照旧记地名，右边这一栏，他们说什么你写什么，一个字也别替他们润色。”
那天从上午记到掌灯，油灯挑亮的时候，“路况”那一栏头一回填满两页。里头躺着这样的句子：过了渡口往东八九里没有人家，水得自己带；这条是马帮的道，两头驮子交不开身，撞上了必得有一头退回去；这一段雨季别走，水倒不大，蚂蟥特多，能把人吸得腿软。
“蚂蟥”这两个字，林方矩看了两遍。
郭兴豪推了推眼镜：“中校，这个也记上去？将来送到上头，人家能信么？”
“信不信是看图的人的事。”林方矩说，“写上是我们的事。”
郭兴豪张了张嘴，把“万一被人当笑话”那半句咽了回去，低头接着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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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小十天。
上午泡在商会问人，下午回总督府归拢，晚上还得把当天记的跟英方那份图逐条核对。一核对才知道两边差出多远。英国人那张殖民地测绘图上，从某镇往北画着一条笔直的大路，一通到底，看着比尺子还规矩；周师傅瞄一眼就乐了，说这条路走到一半就断了，人得下到河滩上，顺着石头缝挪两里再爬上来，这一段他走了十几年，鞋底子磨穿过好几双。
“图上怎么不画？”张妙妙问。
“英国人不走这一段，这一段过不了车。”
张妙妙“哦”了一声，笔尖在纸上顿住。她先前认定洋人的图是金科玉律，如今才明白，人家的笔只画到人家的生意为止。
问着问着，林安琢磨出一个道理：这活儿的难处不在听不懂，在问不对。
头两天她问周师傅“这条路多宽”，周师傅答“够走”；她追一句“够走是多宽”，周师傅想了半天，说两个人并排能过；她再追驮子过不过得去，周师傅说驮子不成。一来一回耗掉小半天，末了落在纸上就一行字。
第三天她换了路数，不问宽窄了：“周师傅，这条道上你见过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周师傅眼睛一亮：“牛车。”
“牛车能过，卡车呢？”
“卡车不成。有两处要拐弯，车头拐不过来。”
前后不到一炷香的工夫，这一条就齐了。林安落笔的时候心里冒出个念头：合着这几天不是人家嘴笨，是自己嘴笨，往后再张嘴之前，得先把问题在肚子里过一遍。
到第五天，商会那边热闹坏了。中国人在核对缅甸地图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开的，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米行的、船行的、开车行的、教书的，还来了个卖凉茶的，进门先给每人斟上一碗，然后说我知道哪一段哪一段。人一多就成了菜市场，七八张嘴一齐响，说的还不是同一个地方，执笔的手写抽了筋也跟不上。
那天下午乱到顶点，林安“啪啪”拍了两下桌子站起来，满屋子的嗡嗡声矮下去半截。
“各位先生，”她说，“这么着咱们一条也记不下来，得改个法子。”
她把人分作三拨：走陆路的一拨，走水路的一拨，本地做买卖不出远门的一拨。头两拨按各人跑的地界再分段，一段一段问；第三拨专问城镇里的事，哪里有井，哪里有医馆，哪里有渡口。
分完了她当场立下一条规矩：一个人说，别人先憋着，等他说完了再补；补的时候先报一句“我是哪一年走的这一趟”。这条规矩是拿教训换来的——头一天有位先生说某处有座桥，另一位当场拍了桌子说没有，两个人为一座桥差点打起来，问到最后才闹明白：一个说的是前年，一个说的是去年，那桥去年发大水冲垮了。
“往后凡是记路，都得记年份。”她跟张妙妙说。
“那要是两个人说的还对不上呢？”
“两个都记，旁边打个问号，回头再找第三个人问。”
她还想出个更省事的办法：每一拨推一个人出来。这人不用最能说，但必须是最有耐心的。他就专管把这一拨的话整理成册，理完了念给大家听，谁如果听着不对就当场纠正。头一个被推出来的是位姓陈的老先生，从前在商会当过干事，说话慢吞吞，可一句是一句。
到第七天，商会那边自己就转起来了。三拨人各占一张八仙桌，各有一个执笔的，林安挨着桌子走一圈，看哪张卡住了就过去帮着捋一捋。
林方矩来看过一回，靠在门框上看了半个钟头，回去说：这丫头把一间茶馆调理成了衙门。
这话不出半天就传回林安耳朵里。她笑了笑，心里却想：这些人肯来，是因为他们自个儿想来。茶自带，饭自带，鞋底自己磨，没人给他们发过一个铜板。要是换不情不愿的人往这儿一坐，她这套分拨、打问号、记年份的法子，恐怕什么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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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变了的是张妙妙。
头两天她坐在旁边，人家说什么她记什么，记着记着魂就飞了，铅笔在纸边上画小人，画的还是穿裙子的。林安瞧见了，一个字没说。
第三天下午，商会几位老先生在里屋算账，桌上摊着几本厚簿子，是历年往国内捐款的册子。张妙妙本是去倒水的，路过顺眼一瞟，脚就挪不动了。
簿子上一行一行的名字，后头缀着数目。她翻了两页，看见一栏底下写着“赈济山东难民”，年份是二十七年，底下密密麻麻一串人名：有捐五块的，有捐两块的，还有捐五毛的。五毛那一行底下注着四个字——洗衣妇陈氏。水壶还在她手里提着，壶嘴呼呼冒热气，烫得虎口发红，她也没觉出来。
她一直站着翻到末了，才问管账的老先生：“这些人，都是缅甸的？”
“都是这条街上的。那年山东出了事，报上登了，大家伙儿凑的。”老先生把算盘珠子拨回原位，“凑得不多。”
“这位陈氏……”
“洗衣裳的，前几年过世了。”老先生合上簿子，“她没回过国。”
张妙妙“嗯”了一声，把水壶搁下，出去了。
她在天井里站了不知多久，回来拿起本子接着记，一直记到收工，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
那天夜里她把当天的记录誊了两遍，誊完忽然抬头：“林安，你说咱们做这个图，将来真有人用么？”
“不知道。”林安头也不抬。
“不知道你还做？”
“我做我的。”林安说，“该记的我记全，往后谁不用，是谁的事。”
张妙妙没吭声，又坐了一会儿，忽然道：“我明天跟他们上街。”
“上哪条街？”
“米行那条。周师傅说那边有个人从前在缅北收山货，八莫那一带他说得清。我去问他。”
“你不会缅甸话。”
“我带阿海。”
林安这才抬起头。张妙妙脸上还是那副老样子，眉毛挑着，下巴微微扬着，一副谁欠了她二百块钱的架势，可眼睛里的东西换过了。
“那你去。”
“我要是问出来的比你多，你可得跟林中校说是我问的。”
“那是自然。”
“我不是贪功。”张妙妙说得极郑重，“我是要我爸看看。”
她一去去了三天，回来把缅北那一段填了整整四页。她记东西的路数跟林安不一样：林安是一条一条往下问，问完了归类；她是先让人家从头到尾讲一遍，讲完了自己再复述一遍给人家听，人家说不对她就改，改到人家点头为止。这法子笨，一趟顶林安两趟的工夫，可漏得少。
第三天上她还想出个主意，托商会里一位办学堂的先生找了七八个学生娃，一人一张纸一支铅笔，让他们把自家村子周围的路画出来，画完了每人一块糖。糖是她自己掏的钱，回头找郭兴豪报账，郭兴豪笔尖悬了半天，在“杂支”栏里落下四个字：绘图工本。
“小孩子画的能用么？”他一边写一边问。
“怎么不能用。”张妙妙把那七八张纸哗啦一下摊开，“你看这张——这孩子说他家往南半里有座庙，庙后头那条路能通到河边。英国人的图上，这儿是一片白。”
林方矩把那几张歪歪扭扭的纸拿起来，一张一张看了半天，末了说：“这个办法好。”
张妙妙脸上的得意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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