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车像一头疲惫的铁兽，在黄土的脊背上喘息前行。叶葆启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微震着，将窗外那些沟壑纵横的土地切割成颤动的碎片。这里的土不是土，是凝固了千年的贫瘠——据说一把攥下去，能在指缝间听见汉代征人的呜咽，明代流民的叹息，还有民国十八年旱魃经过时留下的、干裂如陶俑唇纹的哭泣。
西海固。这三个字在他舌头上滚过，带着砂砾的质感。
“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摄影师突然开口，声音在车厢里闷闷的，“联合国的人来过，带着仪器和悲悯，量了降水量，算了蒸发量，最后在报告上写下这行字。可他们没量过这里人心脏的韧度。”
叶葆启看见一个老汉在坡地上赶驴。驴瘦得能数清肋骨，老汉的脊背弯成与地平线平行的弧。他们缓慢移动，在漫天的黄尘里，像一幅被时间遗忘的壁画。忽然，那老汉停下，朝他们的车望来。距离太远，看不清表情，但叶葆启莫名觉得，那眼神是烫的——烫过这片土地上所有冷却的苦难。
“快到了。”向导小马指着前方，“宁夏的华西村。”
话音落下时，道路忽然变了。
就像有人用橡皮擦去了黄土的咒语，一条水泥路毫无预兆地铺展开来，平坦得近乎傲慢。路两旁，白墙红瓦的房舍整齐列队，像是在接受检阅。最扎眼的是那些温棚——无数个透明隆起，在西北悍烈的阳光下泛着油脂般的光，棚内翻涌着不合时宜的绿，那绿太饱满、太嚣张，像是从江南水乡偷渡来的魂魄，硬生生塞进了黄土的胸膛。
叶葆启摇下车窗。风的味道变了。不再是干土和蒿草苦涩的气息，而是混着湿泥、腐殖质和某种瓜果将熟未熟的清甜。他眨了眨眼，怀疑自己是否在颠簸中睡去，跌进了一个过于逼真的梦。
马焕程在村口等他们。这个四十多岁的回族汉子，皮肤是黄土高原用风沙反复鞣制出的深褐色，皱纹的走向记录着每一场干旱的年份。但他伸出手时，叶葆启注意到那手掌出奇的厚实温暖，指甲缝里还嵌着新鲜的泥——这不是一双只拿文件的手。
“欢迎。”马焕程的笑声很实，砸在地上能听见回音，“路上看见了吧？咱们这儿，是西海固的‘叛徒’。”
他用的词让叶葆启一怔。
“叛离了穷，叛离了旱，叛离了命。”马焕程转身带路，脚步踩在水泥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走路时，叶葆启恍惚看见他身后拖着三个淡淡的影子：一个佝偻，是祖辈在窑洞里蜷缩的形状；一个摇晃，是父亲挑着空水桶翻山越岭的轮廓；第三个却是笔直的，甚至有些发烫——那是温棚塑料膜反射的阳光，在他身上镀的一层光边。
村委会的墙上挂着地图。不是行政区划图，而是一张手绘的迁徙图。粗重的箭头从那些被标注为“陡坡村”“旱沟梁”“狼刨泉”的地方射出，最终汇向这个用红圈标出的点。
“以前住在这些地方。”马焕程的手指划过那些地名，指肚上厚厚的茧摩擦着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吃水要到三十里外去驮，一盆水，先洗脸，再洗脚，最后喂牲口。娃娃们上学，天不亮就得出门，踩着月亮走，踩着星星回。那年我婆姨生老大，难产，四个汉子抬着门板往卫生院跑，跑到一半，没气了。”
他说得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但叶葆启看见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很慢，很重，像是咽下了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
变化始于1996年秋天。马焕程形容那天的场景时，语言突然变得奇异起来：“那天本来刮着黄风，天和地像是被一锅煮糊的小米粥糊住了。忽然风停了，云裂开一道缝，三辆小轿车从缝里钻出来，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像长了麻子的铁甲虫。”
来的是华西村的老书记吴文海和他的队伍。那个戴鸭舌帽的江南老汉，站在山梁上看了很久。风把他稀疏的白发吹得竖起来，像一蓬燃烧的芦苇。他忽然蹲下，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尖闻，又伸出舌尖舔了舔。
“他舔了土！”马焕程的眼睛在那一刻亮得骇人，“然后他说：‘这土是苦的，但苦土最养人。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骨头上都刻着“耐”字。现在，咱们得给这个“耐”字，旁边加上一个“富”字。’”
吴文海临走前，在村口的土崖上埋下一把稻谷——江南的稻谷，在这片从未长过水稻的土地里。这是个仪式，马焕程理解。后来破土动工时，他们真的挖到了那些谷子，已经腐烂了，但腐烂的缝隙里，竟然冒出了几星怯生生的绿芽。
“那是幻觉。”马焕程摇摇头，“我们都知道。可施工的汉子们，那天干活特别狠，像是在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
马新玉家的温棚有半亩大。走进去的瞬间，叶葆启被一股汹涌的、潮湿的暖意包裹了。空气稠得能划出痕，西红柿的藤蔓沿着吊线疯狂攀爬，果实累累甸甸，红得像要滴下血来。辣椒们则绿得发黑，沉静地悬挂着，像倒垂的匕首。
“以前在山里，种一坡地，收一麻袋麦子，瘪的，一搓就剩层皮。”马新玉说话时不停搓手，那双手关节粗大，指甲缝却是干净的——温棚里的劳作，不染风尘，“现在这两个棚，去年卖了两万三。两万三啊，我婆姨数钱时手抖，数了五遍。”
他的妻子，那个叫法图麦的女人，正蹲在垄间掐侧枝。她戴着头巾，阴影遮住上半张脸，只露出鼻尖以下的部分。当她抬头回答叶葆启的问题时，他看见她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纹路——那不是衰老的纹，是常年紧抿嘴唇留下的、类似于陶器开片的细裂。
“以前在山里，最怕娃娃生病。”法图麦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在背诵一篇重要的证词，“半夜发烧，只能给他喂灶灰水。现在卫生所就在村东头，李大夫是从银川来的，听诊器冰得很，娃娃一哆嗦。”
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下，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一片西红柿叶子。叶葆启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透过塑料膜模糊的光影，能看见远处新建的小学教学楼，楼顶的国旗在风里舒卷。
“娃娃现在说普通话。”法图麦轻轻说，“回家来，教我：‘妈，这不是西红柿，是番茄。这不是馍，是馒头。’”她笑了，那笑容从嘴角的裂纹里渗出来，让整张脸突然变得柔软，“我说，你教我这个做啥？她说，以后去外面，要说得和别人一样。”
叶葆启在笔记本上写：“移植，不仅是作物，还有语言，还有对世界的想象。”
当晚他们住在村委会的客房里。深夜，叶葆启被尿憋醒，起身去院角的旱厕。经过温棚区时，他忽然听见一种声音——低低的、持续的嗡鸣，像是无数细小的舌头在舔舐黑暗。
他站住，仔细听。是温棚。
塑料膜在夜风里微微鼓荡，发出叹息般的窸窣；支架的金属接口因温度变化轻轻“咔”响；更深处，是植物生长的声音——细胞分裂、汁液流动、根系在潮湿的基质里隐秘地扩张。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变成了这片土地从未有过的呓语。
一个佝偻的身影在不远处亮起一点红光。是马焕程在抽烟。
“睡不着？”叶葆启走过去。
“习惯了。每晚得来转转，听听它们呼吸。”马焕程把烟递过来，叶葆启摆摆手，他也没勉强，深深吸了一口，烟头猛亮，照亮他半张脸，“有时候觉得，这些棚子不是棚子，是肺——给西海固换的新肺。”
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知道吗？最开始建棚时，好多老人不肯进。说这里面太闷，味道太‘生’，闻着头晕。有个马阿爷，蹲在棚口哭，说他一辈子没闻过这么浓的绿味，害怕。”
“后来呢？”
“后来他孙子在棚里种出了第一茬黄瓜。娃娃把黄瓜摘下来，直接塞到他手里。老爷子盯着那根带刺的、碧绿的东西，看了足足一炷香时间，然后慢慢抬起手，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甜的，是甜的。’”
马焕程弹掉烟灰：“那以后，老人常拄着拐杖来棚边晒太阳。不进去，就坐在棚外，隔着塑料膜看里面。他们说，看着那些绿影子晃啊晃的，心里踏实。”
村东头的清真寺是新建的。样式很奇特——穹顶是传统的绿色新月，但墙体用了江南常见的白墙黛瓦元素，拱门上的砖雕，既有阿拉伯纹样，又融进了莲花和流水图案。
“华西来的设计师画的图。”马焕程抚摸门廊的立柱，“吴老书记说，既要现代化，又得守住根本。他们专门从南京请了懂□□建筑的专家，还让我们的阿訇去苏州看园林。”
礼拜时间到了。男人们从温棚里、从村委会、从修车铺走出来，脱下沾泥的外套，换上洁净的白帽，沉默地走向清真寺。脚步踏在水泥地上，发出整齐的、潮水般的声响。叶葆启站在远处，看见那些背影——有的微驼，是黄土塑造的曲线；有的笔挺，带着新生活的硬度。他们汇聚在寺门前，像无数条溪流归入同一条河。
晚霞正在西天燃烧。天空呈现一种诡异的层次：靠近地平线是熔金的赤红，向上渐变成橘黄、淡紫，最高处却还顽固地守着高原特有的、毫无杂质的靛蓝。就在这时，叶葆启看见了月亮。
不是一枚，是两枚。
一枚真实的、淡白的月，已经悄然悬在东边的天空；另一枚是清真寺穹顶上那弯新月的倒影，被夕阳的余烬点燃，在深绿的琉璃上泛出温润的金光。真实与象征，在此时此地，达成了某种短暂的和解。
阿訇的唤拜声响起。悠长、苍凉，却又奇异地充满了力量。那声音拂过温棚的塑料膜，拂过小学的旗杆，拂过家家户户门楣上崭新的门牌号，最后融进渐渐浓稠的暮色里。
“知感主。”马焕程轻声说，“给我们苦难，也给我们出路。”
那晚的座谈会在小学教室举行。日光灯管发出稳定的嗡鸣，孩子们画的水彩画贴在墙上——画上有红色的房顶，绿色的温棚，还有黄色的、笑眯眯的太阳。一个女孩给太阳画了睫毛。
村民们说话时，叶葆启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不再说“我们山里人”，而说“我们华西村的”。这个前缀的改变，轻微却致命。它像一根针，将新的身份缝进了旧的血肉。
得到自治区领导马宇文的采访许可，是个意外。按程序层层上报时，叶葆启已经做好了石沉大海的准备。但三天后，电话来了，声音平稳：“领导明天下午三点有空，二十分钟。”
他们提前一小时到政府大院。楼很旧，墙上的爬山虎枯了一半，另一半还在挣扎着绿。秘书引他们进办公室时，马宇文正在窗边看文件。听见声音，他转过身来——个子不高，面容清癯，戴一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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