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只撑了五天。傅善祥把地窖里的每一粒杂粮都翻了出来。半袋糙米,一斗高粱,几捆干菜,三坛咸菜。她把这些东西分成十四份,每份用草纸包好,写上名字。大人多些,孩子少些,孕妇再多些。分到第五天,草纸用完了,她用破布条代替,系在包袱上,系成不同的结——一个结是刘婶的,两个结是王婆婆的,三个结是阿芸的。她记得住每一个结对应谁,不会错。第五天夜里,她坐在灶房门口,就着月光翻那本《资治通鉴》。不是在读,是在想——想那些古人遇到饥荒的时候怎么办。她想起“文景之治”之前,汉朝也穷过,也饿过肚子,也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点一点攒出来的。但汉朝有朝廷。她只有自己。第六天一早,她把那本《资治通鉴》用油纸包好,塞进包袱里。包袱比上次轻了——馒头吃完了,衣裳少了两件,拿去给阿芸改做了婴儿的尿布。她把包袱扎紧,背在肩上,走出灶房。刘婶正在院子里喂鸡。后院还剩两只老母鸡,傅善祥没舍得杀。留着下蛋,鸡蛋可以给阿芸补身子,可以给孩子们吃,可以换盐。“善祥,你去哪儿?”“镇上。找粮食。”“我跟你去。”“你留下。看好孩子们。”刘婶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蹲下来,继续喂鸡。手里的玉米粒撒在地上,两只老母鸡抢着啄,啄得飞快,像在争什么宝贝。傅善祥走过影壁,推开大门。门轴“吱呀”一声响,像一个人在叹气。

她走出去,没有回头。江宁镇已经不是她认识的那个江宁镇了。街上的店铺十家有九家关了门。米铺的门板上贴着封条——太平军的封条,红色的,写着“天父天兄”几个字。药铺的门板被人拆了,丢在路边,上面还有鞋印,深深浅浅的,像被很多人踩过。杂货铺的窗户纸破了,风灌进去,吹得里面的东西哗哗作响,像有鬼在翻箱倒柜。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低着头、匆匆忙忙的,像被什么东西追着。没有人说话。整个镇子安静得像一座坟。傅善祥走了两条街,没有找到一家开门的米铺。她站在路口,四面都是紧闭的门板,门板上的封条在风里微微飘动,像一面面小小的白旗。她又走了三条街。还是找不到。她站在一座石桥上,桥下的河水已经发黑了——上游漂下来的东西堵在桥洞里,有木头,有布片,有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死猫死狗,还有一具浮尸,脸朝下,看不清是男是女。傅善祥只看了一眼,就转过了头。她蹲在桥头,从包袱里摸出半个杂粮饼子。饼子是昨天剩的,硬得像石头。她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嘴巴里只有粗粝的渣滓的味道。她把剩下的大半块饼子重新包好,塞回包袱里。不饿了。不是吃饱了,是忘记了。她站起来,继续走。走了整整一天。从镇东走到镇西,从镇南走到镇北,每一条街都走遍了。她的脚上又磨出了新的血泡,旧的血泡还没结痂,新的又破了。血水渗进袜子里,走一步滑一下,像踩在雨后的烂泥地里。傍晚的时候,她在镇西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一家半开门的粮铺。门板卸了两块,露出一个黑洞洞的洞口,像一张缺了牙的嘴。她探头往里看,里面坐着一个瘦老头,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有米吗?”“有。”“多少钱?”“一两银子一斗。”

傅善祥摸了摸袖子里那包银子——老吴给她的那包。她一直没有打开过,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她打开,借着昏暗的光线数了数。三两四钱。一斗米一两银子。她买得起。但她不能全买了。她要留一些买药,买盐,买油,买很多东西。“买五升。”她说。五升米,半斗。老人用一个竹筒量了五下,倒进一个粗布口袋里。口袋很旧,上面有补丁,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刚学针线的小女孩缝的。傅善祥接过口袋,背在肩上。五升米不重,但她的肩膀已经磨破了,米袋压上去,像刀割一样疼。她咬着牙,把米袋往上颠了颠,走出粮铺。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听见身后传来一声闷响。回头一看,那扇半开着的门板已经关上了。她站在巷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粮食有了,药还没有。阿芸的脚肿了。怀孕七个月,脚肿得穿不上鞋,只能用布条缠着。王婆婆的眼睛需要敷药,一种叫“决明子”的东西,煮水洗眼睛,可以缓解眼疾。小满咳嗽,干咳,没有痰,但咳得厉害,夜里咳醒好几次,醒了就哭,哭着哭着又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珠。傅善祥跑了三条街,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药铺。药铺的掌柜是个中年人,戴着瓜皮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眼睛很小,看人的时候眯着,像在算账。“有决明子吗?”“有。五钱银子一两。”“太贵了。”“不贵。”掌柜的笑了笑,“整个镇上就我这一家药铺还开着。你上哪儿买?太平军的医馆?他们不给老百姓看病,只给他们自己人看。”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傅善祥没有说话。她掏出银子,买了两两决明子,又买了一包川贝母——小满咳嗽,川贝母炖梨可以止咳。梨没有买到,但她可以用萝卜代替,萝卜止咳,赵婶说过。她把药包好,塞进包袱里。走出药铺的时候,掌柜的在身后喊了一句:“姑娘,你是哪家的?”

她没有回答。她背着药包,走在空荡荡的街上。从镇东到镇西,从镇北到镇南。每天走,走到脚上的血泡结了痂,痂又磨破了,破了再结,结了再破。她的鞋底磨穿了,在脚掌的位置,磨出一个铜钱大的洞。她用碎布塞进鞋里垫着,走了半天,碎布从洞里漏出来了,她又塞进去,又漏出来,反反复复,像在跟那只鞋打一场打不完的仗。她的衣裳破了,没有时间补。她的头发散了,没有时间梳。她的脸黑了,不是晒黑的那种,是灰——街上到处是灰,炮灰,墙灰,烧东西留下的灰。风一吹,灰就扬起来,糊在脸上,糊在衣服上,糊在眼睛里。她每天回到李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孩子们已经睡了,刘婶在灶房里给她留了一碗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粥放在灶台上,用一只碗扣着保温。她端起来,喝一口,是凉的。她喝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柜。然后她坐下来,把那本《资治通鉴》翻开,借着灶膛里最后一点余火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是在学习,是在找——找答案,找办法,找一个能让她带着这十四个人活下去的理由。书不会说话。但她觉得它在说。“活下去。”它在说。“活下去,就有办法。”

第七天,她遇见了第一批从南京逃出来的人。那是在镇东头的官道上。她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粮食,走了大约一个时辰,远远地看见一群人朝这边走过来。不是走,是挪——像一条受了伤的蛇,在泥地里缓缓地蠕动。她站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近。走在前面的是一对中年夫妻。男人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挂着两个破篮子,篮子里装着几个碗、一件旧棉袄、一把剪刀。女人的背上背着一个孩子,孩子用一条破布带子绑在女人身上,脸埋在母亲的后背里,看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女人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男人走在前面,走几步就回头看女人一眼,看她有没有跟上。他也不催,也不喊,只是看。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老人。老人在推一辆独轮车,车上坐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的腿断了,用两根木棍绑着,肿得发亮,像两根煮熟了的萝卜。老人推得很吃力,独轮车的木轮碾在碎石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在哭。再后面,是一个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两个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都瘦得像猴,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隔着衣服都能看见。女人的脸上有伤,左脸颊上一道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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