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二,午后。雨从卯时下起,下到午后也没停。
账房里潮。纸是软的,笔锋一落,墨在纸上洇开一线,得等一等才干。四个人抄同一批核销册,翻纸的声音叠在一起,像有人在楼上抖席子。
她坐在靠窗第二张桌。窗关着,玻璃上起了一层雾,外头的雨看不见,只听得见。
“米又涨了。”对面那个抄手说。
“涨多少。”
“前天三百七,今天三百八。”
“三百八还买得到?”另一个说,“我早上走了一趟,米行门口排到巷子口。头一家说没了,第二家说三百九。”
“三百九也买。”
“三百九我就吃粥了。”
雨声压下来一阵,屋里没人说话。她把笔在砚台边上抹了一下,抹得很轻。
“米贵。”
两个字,声音不高,像接一句闲话。
计文焕坐在里头的桌边,正把一叠单子按日子排。他没有抬头。
“南边下雨,米自然贵。”
“是。”
她低头接着写。笔尖刚落到纸上,东间的门开了。
汪敬堂从里头出来。他手里捏着一小撮盐,两个指头搓着走,走得不快。青布褂子的下摆蹭在桌角上,蹭了一下。
他走到她桌边的时候,脚步停了。
不是停给她看。是停在那两个字上。
她抬眼。看见他那只手不动了。指头还捏着,盐在指缝里,一粒也没有掉下去。
停了一息。
他把手松开,把盐倒回腰间那个粗布荷包。荷包袋口有一圈盐渍,白得发硬。倒完他把袋口收了两收,笑了。
“扬州的海,一向贵。”
他说完就往门房那边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屋里的人,看得不快,一个也没有落下。
“雨大,今天都不必出去。”
四个人应了一声。门帘落下来。
她低头拨算盘。珠子被手汗浸得温,一拨就是一串。
她拨完三页,才把方才那一下在心里摆开。
汪敬堂进门的时候,脸上没有事。走到她桌边,也没有事。手停的那一下,只有一息。
可一息够了。
“米贵”不是“米贵”。在扬州,这两个字不是价钱。
她翻开最底下那本册子,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三月初二,雨,米三百八。
写完她看了那行字一会儿,没有添别的。
三月初二,夜。雨停了,屋檐还在滴水。
她抱着两件衣裳去后廊。衣裳是白天晾在廊下的,其实早就干了,她抱得不急,一件一件收,收得比平时慢。
后廊很长,一头通后门,一头通厨房。廊上挂三盏灯笼,只点了中间一盏。光落在地上,拖出一条长影,影子的边是毛的。
她收到第二件的时候,后门那边有脚步。
一个管事提着灯笼过来。灯笼蒙着油纸,光透出来是黄的。他走得快,灯笼不怎么晃,看得出是走熟了这条路的人。
后门开了一条缝。门轴响了一声,很短。
管事出去,门从外头带上。
她没有动。她把手里的衣裳翻了个面,翻得很慢,然后抱起来,往回走。
更楼在后门上方。她走过更楼底下的时候,楼上梆子响了两下。
两下。
腊月三十那天,老陈在船上教过她:一下是“我回来了”,两下是“我带人回来了”,三下是“后头有尾巴”。
两下。
她把衣裳抱紧了一点,走回屋。
屋里没有点灯。她坐在床沿上,听外头的动静。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后门又响了一声,这次是从外头开的。脚步径直往西边走,进了书房那一头。书房的门关上了。
她这才把鞋脱了。
三月初三,辰时。
账房里多了一个人。
那人四十上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短褂,脸瘦,下颌有一道旧疤。他搬了一张小凳,坐在她背后,离她两步远。凳上放一方砚台,一锭墨,一碗水。
计文焕进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有问。
“这是府里的。”计文焕说,“以后你写字,他磨墨。”
“是。”
那人不说话。她回头看了一眼,他低下头,把墨锭按进水里,开始磨。
磨墨的声音很匀。一圈,一圈,不快不慢,像有人在慢慢地数数。
她写了半个时辰,那声音一下也没有乱。她故意停笔,回头看他。他的手没有停,还是那个速度,磨到砚池里的墨起了细沫。
她转回来,接着写。
背后有人,脊背就不由自己。她写到第三页的时候才发觉自己一直绷着,肩胛骨发酸。她把肩往下压了压,压了两回,才压下去。
午间歇工,那人不走。她起身,他也不抬头。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他还坐在那儿,手放在膝上,看着砚台。
“他叫什么。”她问门外一个扫地的婆子。
“哑的。”婆子说,“不会说话。府里叫他阿默。”
“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前日还在后院劈柴。”
她回到座位上。
阿默把磨好的墨推到她手边,推得很正,砚台的一条边与桌沿平行。
她拿起笔,蘸墨,写了一行,墨色比上午的匀。
三月初四,午后。汪敬堂书房。
书房里有一口缸,缸里养着一株珊瑚。水是清的,珊瑚是白的,底下铺着一层盐。盐粒比寻常的粗,一颗一颗,像小石子。
她进去的时候,汪敬堂正把手伸进缸里,捞了一把盐出来,摊在掌心看。
“核销的进度。”
“到二月廿六。”
“差几天。”
“四天。三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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