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面镜子是三天前出现的。

宋野第一天看到它的时候没有太在意。矮柜上多了一面巴掌大的圆镜,镜面朝上平放着,镜框是塑料的,边角磨得发白。他以为是有人随手放在那里的。但第二天镜子还在。第三天也在。他把镜子翻过来扣下去,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镜子又被人翻回去了。镜面朝上,照着头顶那盏日光灯,白晃晃的一小片。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苏屿。苏屿看了一眼那面镜子,喝了一口水,什么都没说。

宋野觉得不对劲。第四天清晨他提前了半小时到大厅,躲在侧门后面的阴影里等着。天刚亮的时候,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佝偻着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她走到矮柜旁边,先把那面被宋野扣下去的镜子翻过来,镜面朝上放好。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截蜡烛放在镜子旁边。最后从怀里掏出一小束用麻绳扎着的野花,端端正正地摆在蜡烛和镜子中间。她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慢,手在抖,但每一步都很稳。摆完之后她退后两步,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嘴唇在动,像在说什么,声音太小了,宋野听不清。然后她转身走了。

那天早上苏屿来的时候,宋野把看到的事情说了一遍。苏屿没接话,低头喝了一口水。过了大约半小时,又有人来了。是个中年男人,面生。他走到矮柜旁边,看了看那三样东西,从口袋里掏出一截新蜡烛放在旧蜡烛旁边。放完之后他朝苏屿的方向看了一眼。苏屿的视线正好抬起来,和那个男人对上了。男人的脸一下子僵住了,匆忙转身走了。

宋野站起来想追,被苏屿叫住了。

“别追。”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苏屿把杯子放在膝盖上。“他们在找东西依靠。”

“依靠什么?”

苏屿没有回答。

这件事的源头在五天前。

隔离区有个叫周海的男人,二级侵染。固定行为持续了将近两周,每天早晨六点到八点,他会在体育馆大厅里走同一条路线——从东侧走廊口出发,沿南墙走到饮水台,左转经过公告栏,再从西侧走廊口绕回来。一步不差。不走完他就浑身难受,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拧着。白雨棠给他做了五次深度干预,安抚员每天做日常维护,但症状一直卡在那里,怎么都不动。

第九天早晨,周海走到饮水台旁边时被一个搬物资的队员撞了一下。他往旁边踉跄了两步,路线断了。他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眼睛发直,双手垂在身侧,像一台被人拔了电源的机器。然后他动了。他的视线落在旁边不远处——大厅角落里有一把折叠椅,椅子旁边坐着一个穿灰色外套的人,正端着一只白瓷杯喝水。周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迈出了那一步。他在那把椅子旁边大约两米的位置坐了下来,靠着墙,后脑勺抵着墙面。他什么都没想。

二十分钟后他站起来,沿着原来的路线继续走回了东侧走廊口。

第二天早上,周海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平时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走路线了。那个拧着他脑袋的劲儿好像松了。他坐在床上多待了一会儿。没有想走那条路的冲动。头也不疼了。

白雨棠来查房的时候给他做了例行检测。她把手搭在周海的手腕上,安抚异能在皮肤接触点凝聚成一根细细的丝线,顺着经脉探进去。昨天那个位置还是紧的——丝线推进去的时候被硬生生挡住了,像撞在一根绷到极限的琴弦上,推不动也绕不过。今天阻力小了很多,丝线能往里走了,那个点松了,摸上去像一根失了弹性的旧皮筋,软塌塌地瘫在那里。她又用沈微明的设备测了皮肤电导率和瞳孔对光反射。数据出来后她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字。

“你的污染等级降了。从二级中期降到二级早期。”

周海没说话。他在想怎么回事。

中午吃饭的时候,同屋的人凑过来问他:“你怎么降的?”

“昨天……”他开口了,但话说到一半又停住了。他还在想。

他把昨天所有的事情又过了一遍。早上走的一直是一样的路线,就今天被撞了一下,然后他在墙角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回去吃早饭,中午睡觉,下午做维护。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他忽然抬起头。

“昨天我在体育馆里,走了一半被撞了。”

“然后呢?”

“然后我没走完。我在墙角坐了一会儿。”

“只是做了一会儿?”

"对,只做了二十分钟左右。"

"坐在哪儿了?"

“大厅那个角落。墙角那里。”

同屋的人记住了“大厅角落”四个字。

第二天早上,同屋的人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那个角落。他在那里坐了大约十几分钟。过了两天白雨棠查房的时候告诉他,他的等级也降了。

他回去跟隔离区其他人说了。之后,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有效,一个没效。没效的那个人第二天又来了一次,这次有效了。他们开始互相打听:你什么时候去的?坐在哪个位置?旁边有没有别人?

然后矮柜上就有了一面镜子。镜子旁先是一小束野花,不知道谁放的。然后是蜡烛。放东西的人说不出为什么放,只是觉得那个角落让他们好转了,想在那里留点什么。他们把东西摆在那里,觉得只要东西在,位置就在,效果就在。没人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

消息在隔离区里传了将近一周,白雨棠才从方霁那里听说。

“大厅苏屿常在的角落最近人越来越多。”方霁说。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大厅区域的巡逻记录。“巡逻的人说,每天早上都有几个隔离区的人往那边坐。矮柜上还摆了东西——花、蜡烛、镜子。”

白雨棠皱了一下眉。“隔离区的人?”

“对。我让人去问了。最早是一个叫周海的,二级侵染,在你那儿做了五次深度干预都没进展。他有一天在大厅角落坐了一会儿,第二天你再给他做干预的时候发现锚点松了,设备数据也降了。然后其他人跟着去。现在大概有七八个人在固定往那边跑。”

白雨棠沉默了几秒。“我没有安排过任何人去那个角落。”

“我知道。所以叫你来问问。”

白雨棠当天下午去了隔离区。她调了周海的完整记录,又找了最近一周所有去过大厅角落的病人做检查。数据很清楚——去过的人,污染等级下降速度比没去过的人快了两到三倍。最快的一个人只去了两次,等级就从二级中期降到了二级早期。

她把数据带回了方霁的办公室。

“那个角落确实在起作用。”她说。“但我不确定原因。那个位置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之处。通风、光照、人流都和其他区域差不多。”

方霁靠在椅背上。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句:“那个位置,苏屿是不是每天都坐在那里?”

白雨棠愣了一下。她低头翻了一下自己的记录——苏屿的活动规律,每天早晨六点多到大厅,坐在那个折叠椅上喝茶,大约待到中午。这是他从城南避难所回来之后一直保持的习惯。

“是。”她说。

方霁没有接话。他把巡逻记录合上放在桌角,视线落在桌面上某个点,像在想什么事情。

那天晚上沈微明来找方霁汇报设备调试进度的时候,方霁把这件事提了一句。沈微明听完之后没有立刻说话。他推了一下眼镜,然后问:“我能调一下大厅那个区域的污染指数数据吗?”

方霁点头。

沈微明第二天上午给了方霁一张表格。表格上清楚地标着过去一周大厅各个区域的污染指数变化。那个角落的污染指数在所有苏屿在场的时间段里都显著低于其他区域。苏屿不在的时候,那个角落的数值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花、蜡烛、镜子摆在那里的时候,如果苏屿不在,数值没有变化。

方霁看完表格,沉默了很久。

“所以起作用的是苏屿本人。”

“是。”沈微明把表格收起来,“那些人看不见线条。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去了那个角落之后舒服了一些。然后白雨棠的检测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感觉。他们以为是那个位置有用。花、蜡烛、镜子大概只是他们一种寻求依靠的方式。但实际上他们坐在苏屿旁边的时候,自身的心理状态会变得稳定。心理状态稳定的人投射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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