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仓颉。这是黄帝赐给我的姓——倉，君上一人，人下一君。在那之前，我叫侯冈颉。但我最早不叫这个，最早我什么也不叫，只是一个人，长着四只眼睛的人。
我生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两只眼睛里各有双瞳，一共四目。别人看我第一眼会被吓到，第二眼会躲开，第三眼就再也不敢看了。但我能看见他们看不见的东西——雪地上极浅的蹄印、兽爪划过泥土的痕迹、水面上转瞬即逝的波纹。那些别人走过去就忘掉的东西，我看见了，就再也忘不掉。我能从一道浅浅的痕迹里，看出是一只鹿跑过去了。从一只蹄印的深浅里，判断出它走了多久。那些痕迹是活的，它们在告诉我过去的事情。
我有一个职务。人们说我是黄帝的右史官。那时候的“史官”跟后来的不一样，我不坐在屋子里写字，那会儿还没有字可写。我是那个被黄帝派去看管牲口和粮食的人。圈里有几头牛、仓里有几石粟、谁家交了多少猎物——我都得记住。
一开始我用绳子。在绳子上打结，一个结代表一头牛，两个结代表两头牛。但东西越来越多，结也越打越多。到了后来，绳子密密麻麻全是疙瘩，我自己也数不清了。我又把贝壳穿在绳子上，添一件就加一个贝壳，少一件就取下一个。但这法子也不够用，牛羊会生小牛、小羊，粮食会发霉、会损耗——那些变化太快了，绳子跟不上了。
我知道我得找到一个新的办法。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叫什么。我只知道每次我站在绳结面前，绳结不会开口说话，我看着它们，它们沉默着。它们记不住变化，也记不住那些细微的差别——这头牛是黑是白、这袋粮是春收还是秋收。
有一天黄昏，我走在山路上，地上铺着一层薄雪。雪上有各种各样的印子。我蹲下来，看见一串细小的爪印。我认出来了——那是野兔的。再往前走几步，另一串印子更大、更深，指端有钝圆的痕迹。那是熊。再往前，一串细细的、分叉的印子——鸟。雪地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谁来过、往哪个方向去了。
我蹲在那片雪地上蹲了很久。那些脚印不在那里了，但它们的形状留下来了。即使它们已经走远，即使它们已经死了，那些痕迹还能告诉后来的人——它们来过。我在想，如果每一种东西都能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脚印”呢？如果每一个“字”就是一个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脚印”呢？我可以把那些脚印画下来——不是画在地上，是画在任何能保存住的东西上——这样，即使我不在那里，那些东西也能替我说出我已经走远了的话。
那是我第一次摸到“字”的边缘。我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我已经感觉到了它的重量。
从那以后，我每天看。仰头看天上星宿的走势，俯身看龟背上青色的纹理。我看鸟飞过天空时翅膀划出的弧线，看水流过石头时绕过的弯。我看山川的起伏、草木的形状、兽骨上的刻痕。我把它们全都记在心里，然后把它们画出来。
第一个字是什么？我忘了。可能是“日”——一个圆圈的中间加一点。可能是“月”——像一弯细长的弧线。可能是“山”——三个竖起的尖峰。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一画出来，那个字就活了。它不像绳子上的结，不像串在绳子上的贝壳。它站着。它不说话，但它站在那里，像一个东西被自己认出来了。它不需要我在场也能独自站立。这个字画在骨片上，即使我死了，几百年后有人捡起它，看见这个符号，仍然会认出那是“日”。
我造了一个又一个字。日、月、山、水、人、手、牛、羊、马、鸡、犬。每一个字都是一次捕捉。捕住一个东西的形状，捕住它的轮廓，用一条线把它从时间里捞出来——让它不再流走。
黄帝听说了。他来看我画在龟壳和骨片上的那些符号。他拿起一片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又拿起另一片。我等着他说话，等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这些符号，以后就由你来掌管。”他赐了我一个姓——倉。他说，这个字的意思是“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从那天起，我就不再只是那个看管牲口的侯冈颉了，我是倉颉，是掌管文字的人。
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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