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葆启没料到，那间挤满旧档案柜的办公室，有一天会变成潮水的源头。
起初只是涓涓细流。穿深蓝制服的自来水公司王祎第一个坐在那部红色电话机前时，额头上的汗珠在日光灯下亮得像河底的卵石。他握听筒的手指关节发白，仿佛攥着的不是塑料，而是某段滑腻的活物。墙上的电扇嗡嗡转着，把百姓的话语搅成一阵又一阵的、带着铁锈味的风。
后来，不同颜色的制服轮番出现在那张掉漆的木椅上。他们像候场的戏子，在帘子后清嗓子，整理衣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电话铃响时，总会惊起短暂的寂静，仿佛潮头在远处蓄势。然后，声音涌进来——苍老的、尖利的、哽咽的、愤怒的——汇成一片模糊而坚韧的喧响，漫过门槛，漫过走廊，在报社老楼长满苔藓的砖缝里生根。
陈秉烛把这方寸之地唤作“听潮阁”。名字起得雅，内里却是滚烫的。叶葆启有时深夜独坐，会觉得那些声音并未消散，而是凝结成了水珠，从天花板渗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摊开的笔记本上，晕开一滩滩字迹模糊的苦楚。
央媒那位先生来的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布外套，像一位寻访古迹的塾师。他坐在堆满信件的长凳上，听叶葆启讲如何“请神”，如何“安神”，如何用方格稿纸铺成渡桥，让两岸的影子能短暂地对望。先生不作声，只用一支老式钢笔在牛皮本上记，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细碎如春蚕食叶。末了，他合上本子，轻轻叹了一句：“这阁子里，听的何止是潮啊。”
通稿发往全国那日，是个阴天。云层低垂，仿佛一伸手就能蘸到墨汁。叶葆启去买早点的路上，看见街角阅报栏前挤满了人，那些铅字透过玻璃，映在无数沉默的瞳孔里。他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关不住了。
果然，四面八方的信笺如离巢的灰鸽，扑棱棱落满办公室的窗台。有盖着朱红大印的公函，纸硬挺，透着衙门深处特有的、樟木与旧案卷混合的气味；有娟秀的钢笔字，来自江南水乡某座小楼里的书院，询问“听潮”之术可否引为课上案例；也有粗粝的牛皮纸信封，边角磨损，贴着遥远北国的邮票，里面是厚厚一沓手稿，字迹激动地倾斜，称此为“一剂醒世的汤药”。
来访者络绎不绝。一位从关外来的女记者，脖颈围着火红的围巾，她盯着那部红色电话机，忽然轻声说：“它真像一颗心脏。”另一位两鬓斑白的学者，在屋里踱步良久，指尖拂过墙上贴满的诉求纸条，喃喃道：“符咒……这都是祈愿的符咒啊。”
叶葆启招待他们喝水，用的是报社统一配发的白瓷缸，缸身上“先进生产”的红字已斑驳。他说话慢，带着本地口音特有的、水汽氤氲的调子：“没啥玄乎的。就是让该听的人，坐下来听。耳朵贴得近了，总能听见点什么。”陈秉烛则在一旁，用火柴慢慢点烟，烟雾升腾，遮住他半张脸，话音从雾里透出来，稳如秤砣：“心摆正了，椅子就稳。椅子稳了，潮声再大，也翻不了船。”
名声是件沉重的袍子。夜里，叶葆启常梦见自己变成那个坐在木椅上的人，电话铃响成一片海啸，无数苍白的手从听筒里伸出来，抓住他的手腕，冰冷彻骨。他惊醒，听见真实的夜雨敲打窗棂，淅淅沥沥，像永不疲倦的耳语。
压力化作各种形状前来叩门。有带着谦和笑容的“沟通”，话语如裹了丝绒的卵石；有涉及盘根错节旧账的难题，像一团浸透水的乱麻，沉甸甸地搁在桌上，扯不断，理还乱；也有话筒那头骤然爆发的哭骂，尖锐如碎瓷，划破午后昏沉的空气。叶葆启学会了泡一种极浓的苦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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