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四十分，一名美国记者把问题转向被爆者高龄化。
“随着越来越多幸存者进入高龄阶段，资料馆未来会如何处理第一人称证言逐渐减少的问题？”
藤井按照预定范围回答。
既有证言、影像、资料的保存与教育利用会继续。
与此同时，馆方正在进行一项前期调查，了解被爆者对于记录战后生活经历的意愿。
记者立刻问：
“战后生活？”
“是。”
“指的是爆炸以后的治疗和后遗症吗？”
“包括，但不只这些。”
藤井说。
“也包括工作、家庭、日常生活、年老，以及一个人在之后几十年里如何继续生活。”
会议室里出现短暂的安静。
下一秒，几个人同时举手。
沈晴看见以后，心里反而一紧。
关注来了。
这本来应该是传播工作最喜欢的时刻。
可她第一反应却是：
不要说太多。
藤井显然也知道。
她没有公布具体姓名。
也没有讲胜一。
只说明第一轮前期调查已经收到不同类型的反馈，有人愿意进一步接受采访，也有人不愿意或暂时无法决定。
“所有记录都会以本人意愿为前提。”
她说，“愿意接受采访，也不等于同意公开。具体保存和利用方式仍在研究中。”
一名记者问：
“未来会设置专门的展示空间吗？”
“目前没有决定。”
藤井回答。
“所以项目还没有正式启动？”
“前期研究已经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成果？”
“现在无法给出时间。”
这个回答显然不够新闻化。
却没人补充一个更漂亮的日期。
因为人的讲述不是开馆倒计时。
不能写成三十天、二十天、十天，然后准时上线。
十二点，集中说明结束。
媒体按照分组进入馆内。
镜头终于真正进入那些他们过去几个月不断测试的空间。
有人拍导视。
有人拍建筑。
有人站在重新整理心情的空间里很久。
一名摄影记者对着空椅子拍了几张。
工作人员没有安排任何人坐进去。
也没有在桌上特意摆纸和笔。
空间就是它实际会有的样子。
有人的时候有人。
没有人的时候空着。
下午一点以后，进入预约采访时间。
沈晴负责协调海外媒体。
德国记者的问题集中在历史教育。
法国媒体继续询问建筑与公共记忆。
韩国记者详细询问修学旅行和多语言服务。
台湾媒体希望了解未来学校团体预约方式。
一切基本按照预想推进。
直到一点四十五分。
海外负责人走到沈晴旁边。
“那支欧洲纪录片团队到了。”
沈晴抬头。
“不是两点？”
“提前了。”
“让他们先等一下，采访时间不要提前。”
“好。”
她继续处理手里的媒体安排。
没有因为那个名字停下流程。
两点，纪录片团队按照预约时间进入采访区。
三个人。
一名导演。
一名制片。
一名摄影师。
采访语言是英语，配日英口译。
他们此前已经通过邮件发送过问题。
沈晴看过不止一次。
最早的那三个问题，她甚至记得。
导演坐下以后，没有立刻问建筑，也没有问开馆首日预计多少人。
第一个问题仍然是：
“除了1945年8月6日当天的经历，你们是否正在保存幸存者之后的人生？”
藤井回答：
“正在做前期调查。”
“已经有人愿意讲吗？”
“有。”
“你们想记录什么？”
藤井停了一下。
“不是为了补充一个人的被爆证言。”
她说，“而是想知道，在那一天之后，他怎样继续生活。”
导演点了点头。
然后问：
“比如？”
藤井没有举具体人物。
“治疗、工作、婚姻、家庭、朋友、年老。每个人愿意讲的内容都不同。”
导演又问：
“这些事情为什么属于和平纪念资料馆？”
这一次，藤井没有马上回答。
她看向沈晴。
“你来？”
沈晴愣了一下。
口译也转过来等她。
她坐到麦克风前。
“因为战争造成的影响，并不会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结束。”
口译把她的话翻成英语。
沈晴继续说：
“但我们也不希望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只被解释成战争影响的延长。”
导演抬头。
“什么意思？”
“一个被爆者后来结婚，不一定只是因为他是被爆者。”
“他喜欢喝酒、旅行、工作、养孩子，也不应该每一件事都被重新解释成八月六日的结果。”
她停了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想记录‘后来’，就必须承认那个人后来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人。”
口译结束以后，导演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问：
“如果有人愿意接受你们的记录，你们会允许外部纪录片团队采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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