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叫我唐高宗，叫我李治。父皇给我取字“为善”，小时候还叫我“雉奴”。可在我自己心里，我始终记得的，不是那些年坐在龙椅上的日子，是九岁那年，母亲长孙皇后病逝时我握着她冰凉的指尖。她临走前，摸了摸我的脸，什么话都没有说。那双手的温度，后来再也没有人给过我。
他们说我是父亲第九个儿子。一个排行老九的人，本来跟那张椅子没什么关系。三岁封晋王，上面有太子哥哥李承乾，还有才名远播的魏王李泰。我原本想做一个不起眼的晋王，读书、写字、守在父皇身边——可父皇偏爱李泰，他和太子明争暗斗。承乾哥哥反了，李泰也因罪被黜。贞观十七年，我十五岁，被立为太子。
一个从未想过当皇帝的人，被推上了那条路。可那天我跪在太极殿上，心里全是后怕——一个排行第九的人，突然要扛起整个大唐。父皇临终前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辅佐我，我登基那年，二十二岁。永徽年间，我努力做一个好皇帝。我把父皇的“三日一朝”改成了“一日一朝”，广开言路，关心民瘼。我命长孙无忌等人修订《永徽律》，后来又编成《唐律疏议》。经济上发展常平仓，全国户籍从贞观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史书上管那叫“永徽之治”。
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空缺。母亲走得太早了。九岁之后，我身边没有一个能让我安心的人。父皇威严如山，我只是他诸多儿子中的一个。那些年我在太极殿上发号施令，可夜里回到寝殿，总是独自一人。
直到我重新见到了她。母亲病逝后，父皇身边有个武才人。她比我大四岁，性格果决，干脆利落。我当时只是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火，靠近了就不会冷。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缺了一辈子的东西。
父皇病重时，我在榻前侍疾，与她有了交集。可那是父皇的女人。太子与庶母私通，传出去就是天大的丑闻。父皇驾崩后，她按规矩去了感业寺。永徽元年，我去感业寺进香，又见到了她。当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接她回宫，封为昭仪。
可朝堂上的事，从来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是父皇为我选的。长孙无忌是我舅舅，也是顾命大臣。我接武氏回宫，立她为昭仪。后来我要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坚决反对。他们当堂争辩，褚遂良把官笏放在台阶上，解下头巾磕头流血。我在帘后听到她一声断喝：“何不扑杀此獠！”
最后还是李勣说了那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永徽六年，我废了王皇后，立武氏为后。许多人说我昏庸，可他们不明白——那不是一个女人的事，是把本该属于皇帝的权柄，从大臣手里拿回来。长孙无忌被贬，褚遂良被流放。关陇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从此结束了。
可她坐上后位之后，我才慢慢看清——我引回来的那团火，烧得比我预想的旺得多。显庆五年，我开始发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有时候上朝到一半，眼前一片漆黑，只能扶着案几勉强坐住。从那以后，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她垂帘听政，我们并称“二圣”。史书上说我“委政于武则天”。可我不在乎。一个病到连奏章都看不清的人，除了把天下交给她，还能交给谁？她是我妻子，也是我选的人。我信她。
上元元年，我下诏自称“天皇”，她称“天后”。那是我这一生最荒唐的妥协——一个皇帝，跟自己的皇后平起平坐。后来我的儿子们一个一个被废，一个又一个地离开。太子李弘暴卒，李贤被废。我知道那些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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