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冬天来得比往年早。
刚过霜降，运城塬上就刮起了白毛风。那风不是从西伯利亚来的那种干冷，是带着潮气的阴冷，从南边的方向吹过来，混着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有人说那是从广东那边刮过来的，说是那边的工厂倒了，风里头都带着机器停工的锈味。
拴柱听不大懂啥叫金融危机。他只知道火车站的活儿少了。往年这时候是进货旺季，白糖、面粉、棉纱，一车皮一车皮地往站台卸。可今年不一样，站前广场上的工头少了，圪蹴在墙根底下等活儿的人多了。一袋货三毛五，降到三毛，又降到两块五一袋，最后降到两毛，还不够买一包便宜烟。
他蹲在第三根柱子旁边，两只手插在棉袄袖子里，缩着脖子。风从领口灌进去，沿着脊梁骨一路往下窜，凉得人直打哆嗦。身旁一个从河南来的汉子嘴里嘟囔着：南方不行了，厂子关了，人全回来了。
拴柱没接话。他只是听着。南方不行了，这四个字在他耳朵边上转了两圈，然后轰的一声炸开了。他想起二蛋。二蛋今年该二十了。在广东的电子厂干了快三年，说是从普工升到了小组长，一个月能拿一千多。去年过年给拴柱寄了两百块钱，还有一张在厂里大门口拍的照片，穿着蓝色的工装，胸前印着厂名"星辉电子"，后头是一排整齐的宿舍大楼。
拴柱打听了好几天，才从火车站一个跑货的后生嘴里打听到一点消息。那后生说，东莞那边的电子厂倒闭了一大片，先是做玩具的倒了，接着做鞋的倒了，然后是做电子的。星辉电子听说也停产了，老板跑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有几个还闹到了政府门口。
拴柱守在院子门口，一连等了三天。
第一天，没有信。第二天，还是没有。第三天夜里，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星子在黑暗里一跳一跳的。娘在里屋睡着了，苗苗在西屋写作业，娃今年高二了，明年要高考。
第四天头上，刚过晌午，院门吱呀一声响了。
拴柱正在灶房里和面，听见动静，手里的面疙瘩掉在了案板上。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院门口，拉开了门。
二蛋站在门外头。
他比两年前走的时候瘦了一圈，个子倒是又蹿了一头，可肩膀耸着，背驼着，像一只被霜打了的茄子。他的头发长长了，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可头发油腻腻的，一绺一绺地巴在脑门上。脸上没有了十八岁那年出门时候的张扬，只剩下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像是被人从里到外掏空了一样。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拉链坏了一半，露出里头灰色的卫衣。羽绒服的袖子上划了一道口子，露出了里头的白鸭绒。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鞋底磨平了纹路，鞋帮子上裂了一道缝。
他站在门口，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上贴着几块创可贴，创可贴是粉色的，上面印着卡通图案，一块一贴，大概是路边摊买的。
叔。他喊了一声，声音哑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拴柱站在门槛里头，看着眼前的这个后生。他不知道该说啥。想骂他两句，骂他不省心、骂他不写信、骂他瘦了。可他骂不出来。他只是伸出手，在二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和当年老根拍他一样，不重，可意味深长。
回来了？他问。
回来了。二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声音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棉被。
拴柱侧身让开，把二蛋让进了院子。二蛋拖着脚步走进来，走到院子中央，停下了。他环顾了一圈——院子还是他走时候的那个院子，土墙、破自行车、空荡荡的晾衣绳、墙根底下的柴禾堆。可他又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娘更老了，墙更矮了，自行车更锈了，晾衣绳上的木夹子只剩最后一只。
他转过身，看着拴柱。叔，他张了张嘴，像是有啥话要说，可又咽了回去。他伸出手，从羽绒服的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白色的，已经磨得起了毛边，角上沾着一块油渍。他把信封递给拴柱。
拴柱接过来。信封里是一沓钱。他抽出来数了数——三百二十六块。他抬头看着二蛋。
二蛋的目光躲开了。他的眼睛底下挂着两个青黑色的印子，像是被人打了两拳。嘴唇干裂得起皮，嘴角还有一个没好利索的裂口。
厂子倒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老板跑了，欠了三个月工资。我没拿上。这是我后来打零工攒的……不多。
拴柱把钱数了数，塞回信封里，然后走到二蛋跟前，把钱塞进了二蛋的兜里。
你拿着。他说。声音不高，但很硬。在外头吃苦了，回来补补身子。
二蛋缩了一下手，想把信封拿回来，可拴柱按住了他的手。两人的手碰在了一起——二蛋的手是凉的、粗糙的、指关节上缠着创可贴；拴柱的手也是裂着口子的、粗粝的、永远洗不净的灰。两双手碰在一起，像两块被风吹日晒了多年的石头。
拴柱按着他的手，不让他把钱拿出来。
进了屋再说。他说。
二蛋跟着拴柱进了灶房。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锅里煮着一锅玉米糊糊，糊糊在锅底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拴柱给二蛋盛了一碗，又从碗柜里摸出早上剩下的两个硬面馍，切成片，在锅沿上烤了烤，烤得两面焦黄。
吃吧。他把碗和馍推到二蛋跟前。
二蛋端着碗，没立刻吃。他看着碗里的糊糊——糊糊里漂着几块红薯，是院子里自己种的，切成了小块。他的眼眶一紧，酸了一下，像被热气熏着了。他低下头，用筷子挑起一筷子糊糊塞进嘴里。
糊糊是烫的、甜的、稠的。从喉咙口一路滑下去，在胃里头慢慢地洇开，暖烘烘的。他已经多久没有吃过这样的糊糊了？在广东，他吃的是食堂的米饭，米粒硬邦邦的，菜是水煮的白菜帮子，每天十块钱标准。在工地上打零工的时候，他吃的是五块钱一份的盒饭，米饭夹生，菜是酱油拌豆芽。
他吃着吃着，眼泪无声无息地从眼眶里涌出来，砸在碗里，溅起两朵小小的水花。他赶紧用手背抹了一把，不想让拴柱看见。可拴柱看见了。
拴柱坐在灶膛前头，没说话。他只是低着头，往炉膛里添了一块煤，用铁钩子拨了拨。火苗从煤缝里蹿出来，舔着锅底，发出噼里啪啦的响。
他不问二蛋在外头吃了啥苦。他不问厂子怎么倒了。他不问为啥老板跑了。他知道问了也没用。这些事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就像他当年从南方回来一样，他也曾想过找个人说说，可话到了嘴边，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因为说出来是轻的，压在心里才是重的。
两个人坐在灶房里，一个吃着，一个看着。锅里糊糊的香气和外头白毛风的风声混在一起，填满了整个灶房。
吃完了饭，拴柱把碗收了，端到院子里冲洗。二蛋跟着走出来，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天。
天是灰白色的，像蒙着一块脏纱布。风卷着黄土面子从塬上吹下来，打在脸上沙沙地疼。远处的南环路上偶尔有汽车开过，车屁股后头冒出一股子白烟，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二蛋站在院子里，两只手插在羽绒服的口袋里。他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个他从小长大的院子，这个他十八岁那年头也不回地离开的院子。那时候他觉得这里太小了，太破了，太没劲了。他想着外头的世界多大啊，有高楼、有地铁、有网吧、有肯德基。可他在外头待了三年，才发现外头的世界也大不到哪去——工厂的宿舍和家里的土炕差不多窄，食堂的米饭和家里的糊糊差不多味，网吧里的喧嚣和村里头过年放鞭炮差不多吵。
而现在，他回来了，像个打了败仗的兵。
叔。他转过身，看着拴柱的背影。他站在灶房的水缸跟前，正在用葫芦瓢舀水，水缸里的水面结了薄薄一层冰，他用瓢把冰面敲碎了，舀起半瓢凉水，往碗上冲。
你说，二蛋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我咋办？
拴柱的手停了一下。葫芦瓢里的水洒了几滴在水缸沿上，瞬间结成了小小的冰珠。他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碗冲干净了，倒扣在灶台上，让水流干。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二蛋。
二蛋站在院子中央，羽绒服让风吹得鼓了起来，像一只被风吹满了气的口袋。他的脸是苍白的、消瘦的、下巴上冒出了一层凌乱的胡茬子。那双眼睛曾经多么亮啊——十八岁那年出门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头有光，有火，有整个世界。现在那光灭了，火熄了，只剩下两潭黑乎乎的水，深不见底。
拴柱走到二蛋跟前，从兜里摸出那根旱烟杆，装了一锅烟叶子，划了根火柴点上。他把烟杆递给二蛋。
二蛋接过来，抽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他不太会抽这个，在南方他抽的是纸币烟，五块钱一包的红梅。
拴柱把烟杆拿回来，自己抽了一口，吐出一口白烟。白烟在寒风里转了个圈，被风扯碎了，散了。
外头的厂子没了，拴柱说，声音从烟雾后头传出来，闷闷的，咱这地里还有土。咱这土不跑，不赖账，不倒闭。你只要肯下力气，它就给你长粮食。
二蛋听着，嘴唇动了动，想说点啥，可最终没说出来。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双运动鞋裂了一道缝，缝里钻进去一些黄土面子。
我不是说让你一辈子种地。拴柱吐出一口烟，火星子从烟锅子里迸出来，在寒风里一闪就灭了。我是说，你得先站住。站住了，再想往哪走。你要是连自己站的地方都踩不稳，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我当年从南方回来，也和你一样，觉得天塌了。可天没塌，塌的只是我心里头那块地方。我把那块塌了的地方填上，接着走，这不也走到现在了。
二蛋抬起头，看着拴柱的脸。那张脸比三年前更黑了、更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鬓角上已经有了几缕白发。可那张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不是认命的那种平静，是走完了长路以后的那种平静——就像塬上那条土路，被风吹了、被雨打了、被车轱辘碾了，可它还横在那儿，没有断。
叔。二蛋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点哽咽，像是从喉咙底下一层一层刮上来的。你说得对。可我……我不想种地。我不想和你一样，一辈子扛着锄头、扛着水泥袋子、扛着一辈子也扛不完的日子。我想做点别的。
拴柱点点头。他理解。他也曾想过做点别的。他也曾想过不扛水泥袋子、不编柳条筐、不种那几亩薄地。可日子不是你想咋样就咋样的。日子是你手里有啥，你就只能做啥。
想做点啥？他问。
二蛋把目光移向院子的另一头，看向墙根底下那堆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子和编织袋。那是拴柱这些年从县城废品站捡回来的——废纸箱、旧报纸、破塑料瓶、锈铁丝。拴柱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码好，攒多了就卖给废品站，换几个活钱。
我想……二蛋犹豫了一下，像是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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