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 盛世荣光，德润四方
当国家在墨染与谢允的治理下于各领域皆绽华彩之际，二人又将目光投向了道德风化与社会公序的深植厚培，欲使盛世之基，不仅于物质昌盛、文治武功彰显，更于民心良善、风俗纯美中得见真章。
于京城，墨染与谢允首倡“礼义兴邦”之策。太学之中，增设“礼学”专科，广纳贤师宿儒，专授礼仪典制、人伦规范之学。自王公贵胄至士庶子弟，咸入此科受业，研习朝仪、家礼、社交之节，明尊卑之序、长幼之伦、进退之度。其课目有经史中礼义之疏解、邦国大礼之演示、日常应对之习练等。且定“礼学”之试，岁时考校，优者旌表，以为众人楷模。由是，京城之中，彬彬有礼之风渐兴，朝堂之上，臣僚觐见，礼仪俨然，尊卑有序；闾巷之间，百姓相揖，言辞逊让，和乐融融。往昔粗鄙之习、争竞之气日消，温良恭俭之德、敦睦亲善之行渐长。
地方郡县，亦大力推行礼义教化。诸郡县依京例，兴学舍，聘师儒，教民以礼。且制“乡约”，将礼义规范条列其中，如孝悌忠信之行、和睦邻里之要、济困扶危之义等，使民朝夕讽诵，身体力行。乡中有德高望重之士，为“约正”，督行乡约之事，劝善惩恶，解纷息争。每岁，郡县择“礼义之乡”“仁善之里”，予以褒奖，赐匾额、免赋役，以励其风。于是，礼义之教，深入乡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信友义之象遍见郡县，昔日好勇斗狠、薄情寡义之俗大为改观。
在道德教化之余，墨染与谢允亦关注慈善公益之业的拓展与深化。除旧有之养济院、孤儿院，复立“惠民仓”于各州府，丰年积谷，歉岁赈民，以防民饥馑之苦。又设“义学”于乡村，专收贫家子弟，免其束修，授以诗书经史，使寒门之子亦有进学之机，不致埋没贤才。且鼓励富户商贾，捐资修桥铺路、掘井浚渠，以利民生交通。于通都大邑，建“施药局”，延医诊疾，施药济民，救病患于困厄。诸多善举，由朝廷倡导，官民共襄，遂成风气。富者以周济穷乏为德，贫者亦怀感恩之心，尽力回报社会。是以，邦国之内，虽偶有灾荒饥馑、疾疫流行，然赖慈善之力，民皆能安度难关，社会秩序不乱，民心凝聚不散。
随着礼义之教的盛行与慈善之风的吹拂，国家的社会风气愈发清正纯善，而文化艺术亦在这股良风的滋养下，更上层楼。文学创作上，诗赋文章不再仅仅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技巧的雕琢，而更注重于思想的深邃、情感的真挚以及对礼义道德的弘扬、对盛世气象的歌颂。一时间，涌现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或赞忠臣义士之高节，或咏孝子贤孙之纯孝，或颂盛世繁华之盛景，或叹民生安乐之福泽。其文辞优美，意境深远，感人至深，不仅为士大夫阶层所传赏，亦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口耳相诵的经典。绘画艺术亦受此影响，画家们以山水寄情，以人物传神，其笔下之山水，或巍峨壮丽，彰显天地之正气；或清幽秀丽，体现自然之和谐。人物画则多描绘忠孝节义之事迹，形象逼真，神情生动，观者观之，无不心生敬仰，油然而起效仿之意。音乐舞蹈亦融入了礼义道德的元素，雅乐正声，悠扬婉转，其旋律之中，蕴含着君臣父子之礼、家国天下之情。舞蹈则端庄典雅，动作之间，尽显进退周旋之仪、恭敬谦逊之态。
于宗教之域，墨染与谢允秉持包容开明之策，使诸教并行不悖，各安其位，且皆能导民向善，补政教之不足。佛教寺院遍布邦国，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劝人慈悲为怀、戒恶修善。其梵音呗唱，回荡于山林古刹之间，令闻者心生敬畏，杂念顿消。道教宫观亦香火鼎盛，羽士真人宣道演法，教人清心寡欲、顺应自然。其符箓斋醮，神秘莫测，为信众祈福禳灾，护佑一方平安。儒教虽非宗教，然其尊圣崇礼之思想，深入人心，与佛道二教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国家丰富多元的宗教文化景观。朝廷设“宗教司”，管理宗教事务，规范宗教活动，使宗教不致泛滥成灾，亦不被奸人利用，危害社会。且鼓励宗教界人士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如佛教之施粥济贫、道教之治病救人、儒教之兴学助教等，皆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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