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落下闳。
他们说我是“春节老人”。说我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是《太初历》的主要制定者。可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这样叫我。他们叫我“落下先生”，叫我“巴郡那个算历的”。可我更愿意记住的，是阆中城外那片没有遮挡的夜空。
我生在巴郡阆中。那里山高，水长，到了夜里，天是完整的。一整块深蓝色的幕布从东边拉到西边，没有尽头。我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躺在山坡上看银河，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别人看星星是好看，我看星星，是在找它们的位置。
一、落下
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经书。父亲送我去学官，我坐在那里听先生讲《诗》《书》，眼睛盯着窗外的天。太阳移到哪一根树枝上了，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我都记得比那些字清楚。
父亲问我：“你到底想学什么？”
我说：“我想看天。”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去看吧。”
从那天起，我就在阆中的山坡上扎了根。白天睡觉，晚上看星。我把二十八宿的位置记在木片上，刻了又改，改了又刻。那时候没有浑仪，我用竹竿和绳子搭了一个简陋的测量架，测星星的高度和距离。后来的人把它叫做“赤道式浑仪”的雏形，可在那时候，它只是一堆被我削过的竹子和磨过的石头。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天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测量的。
我算出了一些东西。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月亮绕地球一圈是二十九天半。我把这些记在木片上，那些木片越堆越高。有人路过，问我——“你算这些有什么用？”我说——“种地的人看节气，行军的人看方向，看天的人，用来看一切。”
二、征召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使者来了。
他们是太史令司马迁和太常令谯隆派来的人。谯隆是我的同乡，他知道我在阆中看了一辈子的天。汉武帝下诏求贤，要改历法。他们举荐了我。使者站在我面前，手里捧着诏书，问我——“你就是落下闳？”我说——“是。”他说——“陛下要你去长安。”
我走的那天，天还没亮。最后一次抬头看了一眼阆中的天，银河横跨天际，像一条从未干涸的河。然后我转身走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我只是不知道，这一去，要多久才能回来。
到了长安，我被安排与邓平、唐都一同研制新历。唐都是方士，精通天文分野，负责划分天区。邓平是治历官，负责统筹。而我——他们说“闳运算转历”。也就是算。
二十多个民间和官方的天文学家聚在一起，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最大的争论，是“天到底是什么形状”。司马迁信的是“盖天说”——天像一口倒扣的锅，盖在地上。而我信的是“浑天说”——天是一个球，地是球中的一个点。
盖天说认为，人在“地中”，天地等大。浑天说认为，地只是天球内部的一个小点，天包着地，天大地小。这两套学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测量方法。司马迁用圭表测影，在长安城立一根八尺的标杆，看影子长短。而我需要测量二十八宿的赤道距度，需要更精密的观测工具。于是我开始制造浑仪。
那是一架铜制的仪器，用几个同心圆环来模拟天球，可以绕轴旋转，用来测量星星的位置。浑仪造好之后，我带着它去了阳城——那是一座远离长安的小城，在今天的河南登封附近。古书里说，那里是“地中”——大地的中心。在“地中”做的测量，比在别处做的更有说服力。
我带着浑仪跋山涉水，在阳城重新测量二十八宿的距度。那是我这辈子最安静的几年。白天校准仪器，夜里记录数据，风从嵩山那边吹过来，带着松脂的气味。我知道司马迁他们也在测。可我知道，我测得比他们准。因为我手里这台浑仪，比任何一根竹竿都更接近天本身。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们呈上了各自的方案。武帝让十八家历法同时接受检验，谁的方案更符合天象，就用谁的。
结果出来那天，我没有在场。邓平告诉我——你赢了。
《太初历》被采纳，颁行天下。我们把十月为岁首的旧历改了，恢复夏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把二十四节气完整地纳入了历法，用历法准确地预告季节。规定了无中气之月为闰月，用“通其率”算法计算历法常数。
从此正月就是岁首。从此春节有了固定的日子。后来的人说我是“春节老人”，说我把“迎接新年”和“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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