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我穿越了。
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穿越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天旋地转,我像是在迅速下坠,随后身体一轻,又像是在不断地向上升。
等我再睁开眼,便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的身后是一个民政局,大门处的电子显示屏告诉我,这里是重庆,现在已经是九年以后了——也就是2027年,我和周颐27岁那年。
我不知所措地打量着周围的街景和神色匆匆的路人,既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也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周颐。
周颐身边站着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男人,想必就是27岁的我。
他们一前一后地从民政局走了出来,周颐面色平静,可眼前的“我”却低垂着头,像是一条落水的狗。我看了看民政局的大门,又看了看周颐,想都没想便跟了上去。
我鬼鬼祟祟地跟在二人后面,一边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穿梭着,一边想着为什么“我”和周颐会出现在民政局。
我们……不会是来做婚姻登记的吧?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我的心脏便开始剧烈跳动,随即又有些不自在。我挠了挠头,欲盖弥彰地不去看前面的二人,心中却涌现出一丝欢喜。
没错,我暗恋周颐。
虽然在与周颐相处的几千个日夜中,我早就忘了自己是在哪个瞬间意识到我对周颐的情感,反正从小学到高中,我已经喜欢她差不多十多年了。
可对于现在才十八岁的我来说,结婚这个词太过遥远。我还没高考,没上大学,甚至还没来得及跟周颐表白——我本来打算高考后就向她表白的。
况且,我不知道周颐是不是也喜欢我。可如果九年后的今天,我和周颐一起去民政局做结婚登记的话,那是不是说明当年我表白成功了?
我一路神游天外,跟着周颐和“我”走到了一个老小区。小区门口有个敞着盖的大垃圾桶,在路过垃圾桶的时候,周颐随手往里扔了一个小纸条。我跟在后面,福至心灵地往里瞟了一眼,只这一眼,我便如遭雷击,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这是一张民政局取号条。
最上面是“欢迎光临”四个字,然后是E017,在号码的下面,是几行小小的字——
您将要办理:预约离婚申请、离婚登记。
当前等候人数:5人。
取号时间,2027年5月7日,14:42:00。
这、这不对吧?
对于一个明天就要高考的18岁高中生来说,眼前的一幕还是太有冲击力了。明明是夏季,可我却浑身发冷。我颤抖着手将纸条从垃圾桶里捡了出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生怕自己看错了。
昨天我还盘算着高考后要怎么跟周颐表白,可转眼之间,我竟然要跟周颐离婚了?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手中的纸条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
眼看着周颐和“我”就要拐进单元楼,我来不及梳理纷乱的思绪,想都没想便追了上去。这小区似乎已经很老了,楼房一共就七层,也没装电梯。等我顺着漆黑的楼道气喘吁吁地跑到七楼时,正好看到周颐垂着眼睛在包里掏钥匙,而27岁的我正站在她的身后。
那串钥匙哗啦啦地响着,我躲在楼梯拐角处,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防盗门被打开的那一刻,“我”说话了。
“周颐,我不想走。”27岁的解思明说。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周颐顿了一下,没去看他,继续开里面的木门:“出轨了还要什么机会。”
“离婚冷静期三十天,6月7日记得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说完这句话,周颐就进了门。在她身后,27岁的我默了一瞬,随后也跟着走了进去。
两扇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而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大脑一片空白。
解思明啊解思明,你好大的能耐……你、你不是一直喜欢周颐吗,你为什么要出轨?
我一边消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一边在心中唾弃着自己。
周颐他们进去后,楼道里再也没有半点声音,过了一会,声控灯也熄灭了。明明是下午,可楼道里却十分昏暗,我死死地盯着紧闭的屋门,脑子里一团乱麻。
十八岁的我坚信自己是不会做出背叛周颐的事的,可没想到仅仅只是过了九年,我竟然就成了个出轨的渣男。
我不愿相信,也无法接受——我总觉得这事有古怪,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和周颐是认识了十多年的发小,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家和周颐家住在同一栋家属楼的同一个楼层,当对门当了十多年。除此之外,我们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相同的学校和班级。
更有缘的是,我和周颐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她没爸,我没妈。
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而周颐她爸则是在周颐没出生多久便跟周阿姨离婚了,从此再也没出现过。为了不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我和周颐从小就对外共用一对父母——人家问我妈叫什么,我会说周阿姨的名字;人家打听周颐的爸爸,她会挪用我爸的人设。
相依为命这四个字太过沉重,要是让我形容,我们更像是两只落水的小鸭子,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虽然2027年的我和周颐出现在重庆,但我们并不是重庆人。我们的老家离重庆大概三个小时的高铁路程,那里没什么特产,也不怎么出名,于是我和周颐总是戏称那座小城为“十八线”。
从我上小学的那天起,一直到我穿越的那天,我便一直住在“十八线”市殡仪馆的家属楼。周颐也一样,只不过她搬到对门的日子比我们家晚了一个月。
说起来也有些荒唐,家属楼跟市殡仪馆在一个院子里。这家属楼建得很早,一共有四栋,每栋六层,最开始是分配给殡仪馆的员工住的,后来里面的人搬走了,有些房子便开始对外出租。
因为跟殡仪馆离了也就二十来米,大家都觉得有些晦气,所以租金自然是不高的。
2006年,我们家刚搬到那里的时候,两室一厅一卫的户型才600块一个月,每个月的租金比同等条件的房子便宜了差不多两百块。那时候我爸没钱,周颐家也没钱,人穷到一定的份上,就不怕鬼了。
于是,我们两家就陆陆续续地搬了进来,活像捡了个大便宜。
刚来那几年,每天早上八点我都会在阵阵哀乐中苏醒,然后去敲周颐家的门,兴冲冲地约她去楼下捡小花——也就是追悼会用的纸花。
哪怕住在这样的地方,我依旧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我和周颐曾在院子里捡过不少送行仪式用的白花和天地银行的冥币,也曾偷偷溜到殡仪馆后面,从窗子里偷看那些存放遗体的冰柜。那时我和周颐年龄小,我们只觉新鲜有趣,可对于我爸这个大人来说,他却觉得住在这里实在是有些晦气。
在小学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爸做生意发达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暴发户的儿子。那时我爸说什么都要搬走,他看上了城东的一个高端新小区,说要搬去那里,带我住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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