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柱从深圳回来，是在二零零二年的春末。
不是过年。去年过年他没回，工地上赶工期，多干一个月能多拿三百块钱的补贴。他算了算，三百块够娘吃两个月的药，够苗苗交一学期的学杂费，够老根的咸菜罐子里添几坛新的。所以他没回，一个人在工棚里过的年。除夕夜里，工头发了半斤猪肉和一袋速冻饺子，十几个工友围着一只电炉子煮饺子吃。饺子皮厚，馅是白菜帮子加肥肉渣子，可那也算是一顿年夜饭了。吃完饺子，有几个年纪轻的跑出去放鞭炮，拴柱没去。他躺在工棚的铁架子床上，耳朵边是远处传来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心里头是空的，比工棚外头那黑黢黢的夜空还空。
这次回来，是因为一封电报。
电报是姚三娘发到工地的。费用由收件人付，拴柱拿到那张薄薄的电报纸时先交了十二块钱的收报费。纸上只有六个字，是发电报的人绞尽脑汁省下来的：母病危速归三娘。
他放下电报纸，手没有抖。他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攥紧了，可手没有抖。他只是坐在工棚的铁架子床上，坐了足足有十分钟，然后站起来，去找工头结工钱。
工头姓张，还是三年前的那个张工头，只是脖子上的金链子比以前粗了一圈。他坐在工地临时搭的板房里，屋里头开着一台嘎吱作响的电风扇，扇叶子上的灰被风吹得满屋子飘。张工头看了看拴柱，又看了看那张电报纸，从抽屉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递过来。
八百七十六块。张工头说。你这两个月的工钱，外加我私人借你二百。拿着，回家。以后还来不？
拴柱接过那沓钱。钱是张工头从银行取的新票子，还带着一股子油墨味。他说：来。
张工头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扔给他：路上抽。火车上还发得着呢。
拴柱把烟揣进兜里，没抽。他回到工棚，收拾了一个蓝布包袱。包袱还是三年前的那个，四角上绣着并蒂莲，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了，有几处还磨出了洞。他把几件工服塞进去，把张工头发的那包红塔山塞进去，把那顶磕了一个坑的安全帽拿出来搁在床底下——太重了，带不走。
他摸了摸床板。床板上还刻着他三年前刻的几个字，已经让后来的人用新的刀痕覆盖了大半，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想"字，孤零零地躺在一堆乱糟糟的划痕中间。
他把师傅给的那块手帕从枕头底下取出来，塞进贴身衣裳的口袋里。三年过去了，手帕已经褪了色，从原来的蓝变成了灰白，可他每次换衣裳都把它带在身上。他用手摸了摸那块手帕的老粗布纹理，从这一角摸到那一角。然后他把包袱扎紧，背在肩上，走出了工棚。
广州到运城的火车走了三十多个钟头。他买的是站票，没有座位。车厢里挤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就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背靠着厕所的门，手里攥着那只包袱。厕所的门时不时地开，里头飘出来的味道熏得他头晕，可他不能挪——挪一步就没有地方站了。
他站在那儿，站了三十多个钟头。站得两条腿肿了，脚上的胶鞋像是缩了水，勒得脚趾头发麻。他看着窗外头，风景从绿变成了黄，从平坦变成了起伏，从郁郁葱葱的稻田变成了荒凉的黄土塬。空气一点一点地变干了，带着一股子熟悉的、久违的盐碱涩气，从车厢的缝隙里钻进来，钻进他的鼻腔，像是有一只粗糙的手在他的肺叶子上挠了一把。
到了运城，他的腿已经不会打弯了。他一步一步地挪出站台，每走一步膝盖里头就发出一声咯吱的轻响。广场上的人不多，春末的风刮得正紧，卷着黄土和纸屑在人的裤腿边打转。他走到汽车站，买了一张回洼里的班车票。班车破得很，车身上掉了好几块漆，露出底下的红锈，车窗玻璃上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缠着。他坐在最后一排，车子一开动就颠得厉害，颠得他的胃里头翻江倒海。
他差点吐出来。可他忍住了。他不能吐，吐了就浪费肚子里的东西了，而他肚子里只有一路上啃的两个干硬的馒头。他伸出一只手，攥住座椅的靠背，指头关节发白，指甲嵌进了人造革的裂缝里。
班车在姚暹渠边的土路上颠了四十分钟，把他颠散了架。他下车的时候，两条腿软得像面条，站了三秒才稳住。他付了车票钱，七毛，然后背起包袱，往村子走去。
村子里比记忆中更安静了。正是后晌，日头偏西，塬上的风刮得正紧，卷着沙尘在巷子里头打着旋儿。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冒着烟，是晚饭时辰了，可那烟是稀稀拉拉的，不像前些年那么密。拴柱知道，村里头越来越多的后生出去了，去了太原，去了郑州，去了更远的地方。
他的院子里静悄悄的。门没有锁，一推就开。院子里那根晾衣绳还在，绳子上晾着两件衣裳，一件是苗苗的校服，一件是娘的旧棉袄。衣裳是干的，被风吹得来回晃悠，木夹子夹在绳子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他站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娘。
没有人应。
他又喊了一声：苗苗。
西屋的门开了。苗苗跑出来，比两年前又高了一头，身上的校服袖子还是短的，露出细细的手腕子。她的辫子在脑后头一甩一甩的，红头绳彻底褪成了白，像一根抽了筋的棉线。她看着拴柱，张了张嘴，没有立刻喊出那个字来，像是需要时间确认站在院子里的人是谁。
拴柱把包袱放在地上，朝她走过去。他的腿还是僵的，走路的姿势有点瘸，一肩高一肩低。
爸——苗苗喊出这一声的时候，声音是抖的。她朝他跑过来，可跑到一半又停住了，两只脚在地皮上蹭了蹭，像是不知道该不该扑到他怀里头。
拴柱走到她跟前，伸出手，在她的头顶上摸了摸。她的头发比记忆中更黄了，一把干柴似的，发梢分叉，毛毛糙糙。他的手掌在她的头顶上停了两秒，然后收了回来。
你奶呢？他问。
里屋。苗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睡着呢。三娘刚走。
拴柱拎着包袱，往屋里走。他的脚步很轻，轻得不像是一个在外头扛了三年水泥和砖头的人。他怕惊醒里屋的娘。
可娘还是醒了。
拴柱。
娘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哑得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那声音比他记忆中的更弱了，更细了，像是一根勉强绷着的弦，随时会断。
拴柱走进里屋。娘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床旧棉被。她的脸朝外，正对着门。他一进去，就看见了她。她的脸比他记忆中的更小了，小得像是缩了一圈，只剩下一层黄黄的皮肤包在骨头上。她的眼窝陷得很深，眼睛半睁半闭，露出一道浑浊的眼白。她的嘴唇是干的，裂着一道道口子，像是旱季的地面。
可她还认得他。
柱。她又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种不确定的欢喜。回来了？
回来了。拴柱快步走过去，在炕沿上坐下。他伸出两只手，把娘的一只手握在手心里。娘的手比他记忆中更轻了，更干了，像握着一把晒透了的柴火。皮肤底下几乎没有肉了，骨头硌着他的掌心。
他想说点啥，可嗓子眼儿干得冒烟。他张了张嘴，只吐出了两个字：娘。
娘看着他，浑浊的眼珠子在他脸上转了两圈。她没问他挣了多少钱，没问他外头苦不苦，她只是看着他的脸，看了许久，然后把另一只手从被子里头伸出来，颤颤巍巍地往他的脸上摸。
瘦了。她说。声音里带着心疼，可那心疼也是淡淡的，像是一碗放凉了的面汤，里头的热气早散了。
拴柱低下头，让娘的手摸在他的脸上。那只手是凉的，带着一股子药膏的涩味。他闭了闭眼睛，没说话。
娘的手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收了回去。她的眼睛半阖上了，像是累了，嘴唇动了动，含含糊糊地念叨了一句啥，听不清。她的呼吸声渐渐地匀了，又睡了过去。
拴柱坐在炕沿上，没有动。他看着娘的脸，看了许久。那张脸上没有了血色，没有了生气，只剩下一层黄黄的皮肤和一具微弱的呼吸。他知道，娘的日子不多了。电报上说的"病危"，不是三娘吓唬他的。
姚三娘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只篮子，篮子里头是两只碗，一碗扣着，一碗敞着，碗里是蒸好的榆钱疙瘩，还冒着热气。她把篮子放在灶台上，对着里屋喊了一声：拴柱回来了？
拴柱从里屋走出来。三娘站在灶房中央，两只手叉着腰，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圈。她的头发比两年前更白了，白得多、黑得少，可精神头还是足的，腰杆挺得笔直，花布围裙系在身上，像一面招展的旗。
瘦脱了相了。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直来直去的心疼。南方的水土养不活咱北方人？
拴柱扯了扯嘴角：能养活。就是累。
累算个啥。三娘一摆手，像是要把那个字挥到九霄云外去。人是铁饭是钢，坐下，吃饭。
她从篮子里取出那两只碗，把扣着的那只掀开，里头是炒的芥菜丝，放了红辣椒和蒜末，油汪汪的。她把两只碗往桌子上一撂，筷子往碗上一横：吃。不够我再去拿。
拴柱坐在桌子旁边，拿起筷子。他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了——火车上的那些干馒头和凉水不算饭。他夹了一筷子榆钱疙瘩放进嘴里。榆钱是甜的、黏的，带着一股子春天的气息。疙瘩里掺了棒子面，不细，嚼在嘴里有点糙，可那是实实在在的吃食，能填肚子。
他吃着，三娘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摆在膝头上，看着他。
吃吧。她说。吃完了，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拴柱的筷子在半空里停了一下，只停了一秒，然后继续往嘴里送。他没有问是啥事。他不想让三娘在他嘴里有饭的时候说出来，怕那件事太重，噎着他。
他吃完了碗里的最后一粒饭，把筷子放在碗上，抬起头来，看着三娘。
啥事？他问。
三娘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脸上扫了一圈，然后叹了口气。那声叹气里带着犹豫、斟酌、还有一半是说不上来的为难。
雪梅要回来了。她说。
拴柱的身子没有动。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头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补丁——那是雪梅很多年前给他补的，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现在被他抠得起了毛边。
嗯。他说。声音淡淡的，像是一碗放凉了的水。
三娘停了停，又补了一句：她说……有话跟你说。
拴柱没有接话。他只是坐在那儿，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腿上，目光盯着面前的空碗。碗是粗瓷的，碗沿上磕了个豁口，豁口处露出底下灰乎乎的陶土。碗底沾着几粒没有吃干净的榆钱碎屑。
过了好一会儿，拴柱才问：啥时候？
明儿。三娘说。后晌的火车。
拴柱点点头。他站起身，端起那只空碗，走到水缸跟前，舀了半瓢水，把碗冲干净。水流在碗里转了一圈，把碗底的榆钱碎屑冲走了，发出一种细细的、空空的声响。他把碗扣在灶台上，水珠顺着碗壁往下淌，在灶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三娘看着他的背影，嘴唇动了动，想说点啥，可最终也没说出来。她只是叹了口气，站起身，拎起那只空篮子，往门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过头来说：拴柱，该咋是咋。日子到了这一步，扛不住也得扛着。
拴柱没有回头。他只是低低应了一声，然后继续站在水缸跟前，看着水缸里头的水面。水面是静的，映着他的一张脸——那张脸比他记忆中更黑了、更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嘴唇干裂得起了白皮，下颌上长出了一层凌乱的胡茬子。
他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一直看到水面微微地晃动了一下，才移开了眼睛。
第二天后晌，拴柱去火车站接雪梅。
他没有骑自行车。自行车去年锈坏了，轮胎裂了口子，车链子断了，他没钱修。他是走去的，沿着姚暹渠岸上的土路，一步一步地往县城走。春末的风刮得正紧，卷着沙尘和柳絮，迷得人睁不开眼。他穿着一件从工地上带回来的旧工服，衣裳大了一号，是别人不要了送给他的。风从领口灌进来，在衣裳里头打着转，凉飕飕的。
到了火车站，日头已经偏西了。站前广场上的人不多，一拔一拔地往外走。他站在第三根柱子旁边——那是他以前扛活时站的位置——两只手插在兜里，眼睛盯着出站口。
他没有等多久。
雪梅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认出她来。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是那种鲜艳的、扎眼的红，在这灰扑扑的火车站前头显得格外突兀。她的头发染了色，是一种不自然的黄，发梢打着卷，显然是去理发店烫过的。她的脸上涂了粉，白得不太均匀，在脖子根那儿露出了一截原本的皮肤，黄黄的，和脸上是两个颜色。她的嘴唇上抹着口红，红得发亮，嘴角往下抿着，不是笑，是一种她刻意摆出来的、冷淡的表情。
她手里拖着一只带轱辘的皮箱子，箱子是那种硬壳的，亮闪闪的，塑料的，比他带给娘的那只铝锅看着高级多了。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那男人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下摆塞在裤腰里头，腰上系着一条皮带，皮带头是一个金色的、晃眼的大字母。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光溜溜的，没有胡茬子，看着比拴柱年轻，也比拴柱白净。
拴柱站在第三根柱子旁边，两只手插在兜里。他没有走上前去。他看着雪梅和那个男人从出站口里走出来，看着他们两个人并肩走在广场上，看着那个男人伸出手去，帮雪梅拎那只皮箱子。
他的两条腿像是灌了铅，动弹不得。他不是不想动，是不知道该怎么动。他该走过去吗？还是站在原地等着她过来？他该说啥？说"回来了"？说"路上累了吧"？还是什么都不说？
雪梅看见他了。她的脚步顿了一下，只顿了一秒，然后继续朝他走来。她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还是那种冷淡的、涂着粉的白。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嘴角的口红被抿出了一道不整齐的边。
那个男人跟在雪梅后头，也看见了拴柱。他的目光在拴柱脸上停了两秒，然后把目光移开了，像是看到了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东西。他站在雪梅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手里拎着那只皮箱子，没有往前走。
雪梅走到拴柱跟前，站住了。两个人之间隔着两步远的距离。两步，不远，可中间像是隔了一条河。
回来了？拴柱的声音干得很，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雪梅低低应了一声。她的目光在拴柱脸上转了一圈，从他的额头到下巴，像是打量一个陌生人。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点啥，可最终只吐出了两个字：走吧。
拴柱没有看那个男人。他只是转过身，走在前头。雪梅跟在后头，两步远。那个男人又跟在雪梅后头，手里拖着那只皮箱子，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
三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走出了站前广场，走上了通往汽车站的路。路上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的声音，和那只皮箱子轮子摩擦地面的咕噜声。
到了汽车站，拴柱停下了。他没有立刻去买票，只是站在一棵梧桐树下头，两只手插回兜里。
他转过身来，看着雪梅，又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这是？他问。声音不高，但足够让两个人听见。
雪梅的脸上闪过一种复杂的表情。那种表情在脂粉的遮盖下转瞬即逝，快得几乎让人抓不住。她侧过脸，对着那个男人说了一句：你在这等着。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松开了皮箱子的拉杆，站在原地。
雪梅朝拴柱走近了一步。两步的距离变成了一步。她站在跟前的，近得能闻见她身上的味道——雪花膏的甜腻气、香水的刺鼻味，还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不属于运城的味道。那种味道跟她走的时候不一样了。走的时候她身上有皂角和稻草的味，现在没有了。
拴柱。她开口了，声音比她记忆中的更低、更哑。我们谈谈。
她说的不是"回家"，也不是"回去"，而是"谈谈"。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头，砸进拴柱的心湖里，溅起的水花不大，可池底下的泥都翻上来了。
他点了点头。往哪谈？
雪梅朝旁边看了一眼。汽车站旁边有一条小巷，巷子里头有几家开门的小铺子，卖烟、卖水、卖瓜子的，还有一家小饭馆，门口飘着一股子葱花炝锅的香味。她朝那条巷子努了努嘴。
那边。她说。就几句话。
拴柱跟着她走进了那条巷子。他跟在后头，看着她的背影。那背影比他记忆中更瘦了，腰细了，肩膀窄了，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她穿着的那件红羊毛衫在夕阳底下泛着光，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可那火焰离他很远，远得他够不着，也暖不了。
巷子的深处有一家小茶馆，门板敞着，里头坐着几个喝茶的人，桌上摆着一壶一壶的绿茶，茶叶在杯子里头浮浮沉沉。雪梅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的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了下来。那张桌子是木头方桌，桌面上沾着一圈一圈的茶渍，还有几块没擦干净的面巾纸屑。
拴柱在她对面坐下。木凳子有一条腿是短的，坐上去晃了一下，他赶紧用手撑住桌面，稳住了。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十个指头交叉在一起，像是在给自己打结。
雪梅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纸，对折成了四折。她把纸放在桌面上，用手掌压了压，把褶皱压平，然后推到拴柱跟前。
拴柱低头看着那张纸。纸上的字是用圆珠笔写的，蓝色的墨水，字迹歪歪扭扭，可每一个字都清楚。最上头是一行大字：离婚协议书。
纸上的内容不多，只有几条：李拴柱与李雪梅自愿离婚。财产分割：双方无共同财产。子女抚养：李苗苗由男方抚养，女方不支付抚养费，享有探视权。
拴柱看完了那几行字。他看了两遍，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念出了声，只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嘴唇在动，牙齿在嘴唇后面一下一下地磨着。
他把那张纸放在桌面上。纸被他的手汗洇湿了一小块，蓝色的字迹在湿痕处晕开了，像是一滴眼泪落在纸上。
你想好了？他问。声音不高，但很稳。比他自己以为的要稳。
雪梅看着他。她的嘴唇上已经没有了刚才涂的口红——可能是她自己舔掉了，也可能是说话时磨掉了，只剩下一层浮在皮肤上的粉。她的嘴唇干得起了皮，嘴角有一道深深的纹路，往下垂着。
想好了。她说。
拴柱的嘴唇动了动。他想问她这些年在外头过得咋样，想问她为啥非要走到这一步，想问她那个男人是谁、从哪儿来、对她好不好。可那些话到了嘴边，都变成了沉的、重的、说不出口的石头。他问不出口。他不是不想知道，是怕知道了以后，更不知道自己该咋办。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两只手。那两只手裂着口子，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水泥灰。那是一双在工地上搬了三年砖头的手。他想起雪梅走的时候留给他的那只白瓷缸子，缸口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那只缸子还在他的包袱里，磕了一个更大的豁，可他还留着。
苗苗呢？他问。娃不要了？
雪梅的肩膀微微地缩了一下。她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移到桌面上那块茶渍上，盯着那块发黑的印记看了许久。
不是不要。她说，声音哑了一些。是我……没有那个本事。我挣的钱只够我自己活。
拴柱点点头。他没有说你挣的钱够买皮箱子、够烫头、够买雪花膏和口红。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点了点头。
那张纸上还需要他的签字。雪梅从包里掏出一支圆珠笔——笔壳是粉色的，上头印着一只卡通的小鸭子——放在桌面上，往他跟前推了推。
拴柱没有去拿那支笔。他从棉袄内兜里摸出那把枣木夹子——雪梅离家时留在梳妆台上的那把，他藏进咸菜罐里，一放就是四年。夹子上的红漆褪成了暗褐，齿缝里还缠着一根细细的长发。他把夹子攥在手心里，攥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轻轻放回了兜里。他坐在那里，两只手掌心朝下贴着膝盖，看着桌面上那张纸。夕阳从茶馆门口斜斜地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拉到对面的墙上。影子是黑的、扁的、变形的，不像一个人，像一摊泼在地上的墨。
过了好半晌，他伸出手，拿起了那支笔。笔很轻，塑料壳子，在手里头几乎没有份量。他拧开笔帽，在纸上找到了需要他签字的地方——"男方签字"——那四个字比前面的字都大，像是专门为了让人看清楚而加粗的。
他的手悬在纸面上方，笔尖距离纸面只有半指宽的距离。蓝色的墨水从笔尖渗出来，在纸面上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湿点。他的手腕子在微微地抖，不是害怕，是太累了。三年工地的活，三十多个钟头的火车，再加上此时此刻，他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李拴柱。三个字。李字的那一横写得歪歪扭扭，拴字的提手旁写得像一把小叉子，柱字最后一竖拉得很长，像是一根戳破纸张的针。那三个字写得不好看，可每一个笔画都扎进了纸里，每一笔都带着力气。
他把笔放在纸上，拧上笔帽。然后他站起身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拖出一声刺耳的响。
雪梅也站了起来。她拿起那张纸，折好，放回包里。她的动作很快，像是在完成一件早就计划好了的、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拴柱。她叫了一声。
拴柱停住了。
对不住。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清。真的对不住。
拴柱没有回头。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子边上的布料。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点啥，可最终只吐出了一口气，一口长长的、从肺底子里头吐出来的气。那股子气里头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很深很沉的东西，比火车站的水泥地还要硬。
他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你走你的"。他只是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迈开步子，走出了茶馆。
他没有往汽车站的方向去。他走错了方向，走进了巷子的更深处。巷子越走越窄，两边的墙越来越高，墙头上挂着晾晒的衣裳，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着水。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走了多远，只知道两条腿机械地在往前挪。他不知道自己在找啥，或者说，他已经没有啥可找的了。
他在巷子的尽头停了下来。尽头是一堵墙，墙上贴着一张退了色的大红纸，纸上头的字被雨水泡得模糊不清，只依稀看得出"下岗再就业"四个大字。那张大红纸跟他四年前在盐化厂门口看见的那张一模一样，只是更旧了、更破了、更没有人去关心了。
他站在那堵墙前头，仰头看着那张纸。夕阳把他的脸照成了金黄色，可他感觉不到暖。他只感觉到一种从骨头缝里头透出来的冷，那种冷不是天气的冷，是从里往外的，是从心口开始往四肢百骸蔓延的冷。
他从兜里掏出那包红塔山。张工头给的那包。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又摸出火柴，划了一根。火柴梗子在他的手里头颤抖着，火苗一跳一跳的，像是一颗随时会灭的心。他把火苗凑到烟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味冲得很，辣嗓子，呛得他咳嗽了两声。可他接着吸，一口接着一口。烟雾从他的嘴里、鼻子里头冒出来，在他的面前一圈一圈地缠绕着。他透过烟雾看着对面的那堵墙、那张纸、那四个字——"下岗再就业"。他看着看着，嘴角往上扯了一下，笑了。那是一种很难看的笑，嘴角往上扯，可眼睛里一点笑意也没有。他笑自己的命——从"下岗"到"离婚"，从一张大红纸到一张皱巴巴的协议书，他在同一个地方跌了两跤。
他把那根烟抽完了，剩下一个短短的烟屁股，丢在墙角。然后他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他的脚步比来时更慢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软乎乎的，随时会陷进去。
他回到了汽车站。雪梅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第三根柱子旁边的空地上，只剩下他孤零零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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