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带他们进了那间用旧课桌和砖头搭成的“办公室”。
说办公室其实勉强，就是平房尽头的一间小屋，面积比教室还小，只能摆下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子是老式的木头办公桌，漆面磨光了，露出底下的木纹。桌面上摆着一摞作业本、一个搪瓷缸、一盒白粉笔。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中国地图，地图的边角卷起来了，用图钉按着。窗户很小，开在靠墙的高处，光线从外面挤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块斜方形的亮斑，亮斑里浮着细密的灰尘，缓缓地翻滚。
方远让苏晚坐，自己靠在窗台边，后背抵着斑驳的墙皮。陆征站在门口，半边身子在门里，半边身子在门外，像一截立在门槛上的桩子。苏晚把两个铁盒并排放在膝盖上，盒面上的獬豸面朝上，独角对着天花板。方远的目光落在铁盒上，看了几秒，然后抬起来看苏晚。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声音很平，像一个已经准备好了的人。
苏晚说：“全部。”
方远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风从高处的小窗灌进来，吹动桌上那摞作业本的页角，哗啦哗啦地翻了几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指腹上全是干裂的纹路。粉笔灰嵌在纹路里，洗都洗不净，像一道道白色的线。
“我和苏建国、苏玉琴是大学同学。”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但稳定，像一口多年没用的井重新往外冒水，刚开始浑浊，慢慢就清了。“我们三个都是省城人，同一年考进省财经学院。建国学保险，玉琴学会计，我学法律。那时候我们三个天天混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自习在一起，放假一起坐车回家。建国是老大，什么事都是他拿主意。玉琴最小，比我们俩小两岁，建国把她当亲妹妹护着。”
方远的嘴角牵了一下，极轻的，像风吹过水面。“后来毕业分配。建国和玉琴进了省保险公司，我分到一家律所。工作两三年之后，建国跟我说，他想回青湖镇。他说青湖镇是‘獬豸故里’，他学保险，想做点对得起良心的事。玉琴也跟着他回去了。我当时觉得他们疯了——放着省城不待，跑回一个小镇子。”
“贺明是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方远的声音在这里顿了一下，像是舌头碰到了一颗坏牙。“那时候贺明在青湖镇上做小生意，卖水产，也倒腾点建材。他找到建国买保险，买完之后又介绍了几个人过来。一来二去，就熟了。贺明这个人——你们见过他了，你们知道——他有一种本事，能让你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他记得你的生日，知道你爱吃什么，你需要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借给你。建国那时候把他当朋友。”
方远从窗台上直起身来，走到桌边，把搪瓷缸里的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他喝得很慢，喉结上下动了两下。放下杯子的时候，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钝响。
“后来贺明提了一个‘主意’。”方远的声音沉下去，像石头往水里落。“他说他认识一个精算师，可以算出人的‘风险值’。他建议给玉琴买一份高额人寿保险，受益人是建国。他说这只是‘内部操作’，保险公司不会亏，玉琴也不会有事，保费由他来出。建国当场就拒绝了。他学保险的，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玉琴……”
方远停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桌面上抬起来，越过苏晚的头顶，落在墙上那张旧地图上。地图上青湖镇的位置用铅笔圈了一个极小的圈，圈已经模糊了，但铅笔的痕迹还在，像一颗淡灰色的痣。
“玉琴那时候刚工作不久，人年轻，觉得贺明是‘能人’，觉得建国太保守。贺明背着他找了玉琴，把那份保险单签了。建国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玉琴在保单上签了字，受益人写的是建国，但保单的经办人一栏，签的是贺明的名字。”
苏晚攥紧了膝盖上的铁盒。她想起铁盒里那份保险单，被保险人苏玉琴，受益人苏建国，日期二十年前。就是这一份。第一份假保险。一切的起点。
“第一单‘意外’死的人是贺明的第一任妻子。”方远的声音忽然冷下来，冷得像是从另一种情绪里淬出来的。“她叫李红，是青湖镇上的人，在供销社上班。贺明跟她结婚不到一年，就给她买了保险，受益人是他自己。然后有一天，李红在湖边洗衣服，掉进水里，淹死了。镇上的人都说是意外，没有人怀疑。贺明拿到了赔偿，哭了一场，过了半年就搬到了镇上另一头住。”
苏晚的胃里翻了一下。她想起贺明站在家门口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情，悲恸的，克制的，眼角有泪光。那个表情和方远描述的二十年前“哭了一场”的表情，隔着二十年的光阴，竟然重叠得严丝合缝。
“建国发现了。”方远说，“李红死之后，建国去查了那份保险单。他发现签名是伪造的，李红本人没有签过字。他拿着证据去找贺明。贺明没有否认。他跪在建国面前，哭，说他是被逼的，说他有债要还，说这是最后一次。建国心软了。他让贺明去自首，贺明说自首他就完了，他老婆就完了。建国又心软了。”
方远的声音里有一层极薄的怒意，像水面下涌动的暗流，不翻上来，但你能感觉到水流在动。“后来贺明就抓住了建国这个弱点——心软。他一步一步地逼，一步一步地拖，把建国拖进了泥里。建国帮他收集证据，本意是想把整个网络端掉，但贺明在中间做了手脚。建国查到的每一条线索，贺明都知道。因为建国查的人，全是贺明安排好的。”
“我帮建国查。”方远说，“我是学法律的，我能从合同里看出破绽。我们发现贺明不止骗保，他还利用保险公司内部的人做假账、洗钱。背后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建国跟我说，他要收手了，他要把证据交上去。但贺明发现了。”
方远停住了。他的目光从地图上收回来，落在苏晚脸上。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一口井的井底，水面上浮着沉年的枯叶，但底下的水还是清的。
“贺明给了我两个选择。”方远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离开青湖镇，永远不回来，或者死。”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那棵老槐树的枯枝蹭在墙面上，发出沙沙的刮擦声。苏晚看着方远。他站在桌边，瘦削的身体在褪色的中山装里像一截风干的木头，肩膀微微往前收着，脊背弓着，像一个常年弯腰写字的人。他的手指捏着搪瓷缸的边缘，指节泛白，但手没有抖。
“我选了离开。”方远说。这五个字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每个字都像含了很久才放出来的。“我改了名字，换了身份，来到石桥村。我在这里教了二十年书。我教孩子们写‘人’字，教他们写‘正’字，教他们‘法’字怎么写。我告诉自己我在赎罪。但我知道，我只是在躲。”
他的声音没有变，还是那么平，但苏晚看见他的眼眶红了。红得很突然，像血涌上来似的，眼白上的血丝在一瞬间变得更密了。他眨了眨眼，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苏晚问：“我爸死的时候，你在哪里？”
方远低下头。“我在石桥村。”他说，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爸死前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那天晚上，十一点多。他跟我说：‘方远，他们发现了。我可能过不了今晚。’我跟他说，你跑啊，你开车跑。他说，跑不了了，玉琴还在。他说完这句话，停了几秒，然后跟我说：‘方远，如果我出事，铁盒给晚晚。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
方远抬起手，用袖口擦了一下眼角。中山装的袖口上沾了粉笔灰，蹭在颧骨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印。他没有擦第二下。
“第二天早上，我在县城的报纸上看到了你爸的死讯。”方远说，“我把那张报纸烧了。然后我坐在这间屋子里，坐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做。”
苏晚站起来。铁盒从膝盖上滑到椅子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她没有去捡。她走到方远面前，站定。方远比她矮半个头，微微仰起脸来看她。他的眼睛是湿的，但眼泪始终没有落下来。苏晚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伸出手。
方远看着她的手，愣了一下。苏晚说：“方老师，跟我回去作证。”
方远低头看着她摊开的掌心，又抬头看她的脸。他嘴唇翕动了两下，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苏晚的手。他的手心很粗糙，有粉笔灰的涩感，掌心是热的。
“好。”他说。声音很轻，但很稳。
回程的路上，陆征开得比来时慢。
方远坐在后座，靠着车窗，看着外面光秃秃的山和空旷的田野。他没有说话，只是偶尔用手指在膝盖上画着什么，像是在写字。苏晚从后视镜里看了他几次，他每次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目光平直地看着窗外，脸上的表情像是卸下了什么重物之后的那种空茫。
车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陆征忽然开口了。声音很平，但比之前低了一些，像是从更深处发出来的。
“方老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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