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开馆六天。
胜一的问卷不是唯一一份回执。
第一轮被爆者战后生活记录前期调查，一共发出了九十六份问卷。
对象主要来自资料馆及相关机构过去长期保持联系的被爆者，也包括部分此前参与过和平教育、证言活动或资料保存工作的老人。
九十六这个数字并不算大。
与仍然健在的被爆者人数相比，它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对于一个尚处在前期研究阶段、需要逐一确认本人意愿的计划来说，这是他们决定迈出的第一步。
问卷寄出以后，最初几天回来的并不多。
三份。
七份。
十二份。
随后，办公室桌上的信封开始一天比一天厚。
有人把问卷折得整整齐齐。
有人在选择项旁边写了很多补充。
有人字迹已经很轻，笔画微微发抖。
也有人没有亲自书写，由家属按照本人的回答代笔，并在最后注明：
本人确认以上内容。
每一份问卷收到以后，都要先确认填写者身份、本人意愿和回答范围，再分别登记。
愿意进一步了解。
愿意接受后续联系。
愿意接受采访。
暂时无法决定。
不愿意。
这些答案没有被放在同一个意义上统计。
尤其是“不愿意”。
研究会最开始就已经决定，它不是需要被进一步说服的答案。
上午，负责前期调查的工作人员把新收到的一批问卷带进会议室。
“今天十七份。”
藤井抬头：“这么多？”
“昨天集中到了几封，今天早上又送来一些。”
工作人员把已经完成基础登记的资料放到桌上。
第一份愿意进一步了解，也愿意接受采访。
记录形式选择了文字和录音。
第二份愿意接受联系，但采访一栏选择：
暂时无法决定。
旁边写着：
身体状况稳定以后，希望再考虑。
第三份则非常明确。
不愿意接受采访。
没有填写原因。
开放问题也是空白。
藤井看了一眼。
“按照不愿意登记。”
工作人员问：“之后还联系吗？”
“不因为这份问卷再联系。”
沈晴说。
“如果以后本人主动询问，再重新确认。”
藤井点头。
“就这样。”
没人讨论为什么。
他们甚至不知道拒绝来自哪里。
可能是不愿意重新谈起过去。
可能是身体原因。
可能已经接受过太多次采访。
也可能只是单纯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进入任何公共记录。
这些理由都不需要向他们解释。
拒绝本身已经是完整的答案。
接下来几份情况各不相同。
有人只愿意留下文字。
有人可以接受录音，却不希望录像。
有人愿意接受采访，但暂时不同意公开。
有人在匿名一栏写：
采访以后再决定。
也有人在开放问题里写了很长一段。
不是关于八月六日。
而是关于战后第一次找到工作。
关于结婚。
关于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换工作。
关于孩子出生以后，第一次不知道应该怎样向孩子解释自己身上的伤。
沈晴没有继续往下看。
前期问卷不是正式口述记录。
这些文字首先属于填写者自己。
他们现在需要确认的是意愿，而不是提前消费其中的内容。
工作人员继续整理。
拿到下一份时，动作却停了一下。
“这份情况比较特殊。”
藤井抬头。
问卷没有填写选择项。
姓名栏旁边，家属写了一句话：
本人已于去年去世，由长女回复。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下来。
这份问卷原本按照既有联系资料寄出。
寄到以后，家属才通知他们，老人已经不在了。
“什么时候？”
藤井问。
工作人员报了日期。
不到一年。
家属没有代替父亲回答是否愿意接受采访。
因为那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替他回答的问题。
她只在附纸上写了一段话。
父亲生前接受过几次采访。
电视台来过。
报社来过。
学校也邀请过他讲述。
每一次，大多从同一个地方开始。
八月六日那天在哪里。
爆炸发生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怎样受伤。
怎样逃离。
怎样寻找家人。
那些经历留下了一些影像和文字。
可是关于之后几十年，留下来的东西很少。
父亲后来去了哪里工作。
身体不好时怎样维持生活。
什么时候结婚。
怎样养大几个孩子。
退休以后喜欢做什么。
七十多岁以后为什么突然开始种花。
家里当然知道其中一部分。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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