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九年五月，剑桥进入了学位授予季。
那几天学院里全是外人。镇上的马车排到国王学院门口，客栈的房价涨一倍，庭院里铺了新沙，草坪边缘插了木桩拉上绳子，防止参观的人踩进去。礼拜堂加了蜡烛，唱诗班多练了三次，院长的高栏上换了新的绒布，连门房都换了一副更白的手套——那副手套他平时舍不得戴，只在主教来访和学位授予这两天花得出去。
阿什顿说这是“一年一度让外地人来看我们有多穷的场合”。夏洛克说：“我们并不穷。”阿什顿说：“我们穷得很体面，这更让人难受。体面的穷最招人不快，因为它不给人同情，只给人比较。”
那几天夏洛克把袍子的肘部补了一遍。补袍子的针脚是他母亲教的，密而平，看不出来是新补的。他把袍子挂在窗边晾了一夜，第二天穿上去，觉得自己像个被修补过的东西——不新，但整齐。
那天上午他本来要去图书馆抄一段程序条文。条文讲的是“出示令之签发与回呈”，枯燥得像一份账目，但彭德尔顿导师说这一段是穷人的门闩，抄熟了能挡三次官司。他抄到一半，笔尖分了叉，去楼下借刀削笔，就在老图书馆楼下遇见了詹姆斯·埃尔芬斯通。
埃尔芬斯通是三一学院的人，比他高三届，五年前入学，去年拿了文学士，今年要领文学硕士。个子高，肩宽，脸晒得比一般学生黑——他冬天回苏格兰，夏天在河边划船，成绩中上，划船第一。夏洛克和他只在辩论社的长屋里说过两次话，一次是埃尔芬斯通反驳他“程序比正义重要”，一次是夏洛克反驳他“苏格兰的继承法比英格兰的更讲人情”。两人都没赢。从那以后见面会点头，点头里带着一点互相认出的东西：都是那种在长屋里讲完话会被嘘的人。
“菲茨莫里斯。”埃尔芬斯通在楼梯口叫住他，“你今天下午有空吗。”
“有。”夏洛克说，“我下午没有课。”
“我需要一个人。”埃尔芬斯通的表情有点为难。他把手里的礼帽转了半圈，又转回来，“我妹妹来了。她从爱丁堡过来，要待三天，看我今天领学位。她不肯住客栈，说客栈的床太软，软床睡不出梦；我托了学院里一位院士的太太收留她，可我今天上午要参加预演，下午要参加典礼，晚上还要陪客人吃饭。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会去看别人的书架，看完还要写评语。”
“所以？”
“所以我想请你在下午带她走一走。”埃尔芬斯通说，“她不会烦人。她只是……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夏洛克本可以说不。他有一整叠条文没抄完，而且他不擅长带别人的妹妹看学院——他连带自己都不擅长。
但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五月的太阳很好，康河方向有一层薄薄的水汽，把远处的钟楼洗成淡灰色。庭院里有人在练举旗，旗子翻起来，声音很脆。
“几点。”他说。
埃尔芬斯通明显松了一口气：“三点，从三一门厅出发。她穿灰裙子，戴一顶不太合时宜的帽子。她叫艾米丽。”
“她为什么不合时宜。”
“因为那是苏格兰的帽子。”埃尔芬斯通笑了一下，“她坚持戴。她说在英格兰要戴英格兰的帽子，就得先承认自己在英格兰。”
三点差十分，夏洛克站在三一学院门厅的石阶下。
他先看见的是那顶帽子。确实不太合时宜——深灰呢子，帽檐窄，插了一小束干薰衣草，是苏格兰乡下的样式，剑桥的街上没人这么戴。帽檐上有一点泥，是马车溅的。
帽子下面是一张很窄的脸，眉骨略高，眼睛浅褐色。她穿灰裙，裙摆上沾了一点泥，从马车上下来的痕迹。她正仰头看门厅上方的纹章浮雕，看得很专心，下巴微微抬起，脖子绷成一条很直的线，没有注意到他走近。
“埃尔芬斯通小姐。”夏洛克说。
她转过头，目光在他袍子上停了一下，又移到他的脸上，停的时间比礼貌需要的时间长半秒。
“你是詹姆斯派来的。”她说。
“他说他需要一个人。”
“他确实需要。”她说，“他需要有人替他看着我不做蠢事。先生怎么称呼。”
“夏洛克·菲茨莫里斯，埃塞克斯郡德罗特庄园。”
“夏洛克。”她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在称这个词的重量，“一个很旧的名字。”
“我父亲选的。他说旧名字不容易被人认错。”
“那正好。”她说，“旧名字不容易被人认错，也不容易被人忘掉。”
她伸出手。他的手上有笔茧，她的手很凉，掌心有一块骑马磨出的硬皮。握的时间很短，短到刚好不算失礼。
“艾米丽·基思·埃尔芬斯通。”她说，“我父亲是第十代埃尔芬斯通勋爵。”
他们从门厅走进庭院。
夏洛克讲得很实在：这座礼拜堂是哪年建的，那道栏杆为什么比别处高——因为建的时候院长家的人要坐在高处；草坪为什么不许踩，钟塔的钟为什么比镇上的钟慢半分钟——因为学院不肯为镇上的钟调整自己的钟。她听得认真，问的问题却总在他准备之外。
“为什么草坪不许踩。”
“因为踩了会秃。”
“秃了可以补。”她说，“你们宁愿立一块牌子，也不愿补一块草。”
“因为补草要花钱，立牌子只要立规矩。”
她笑了。那笑很短，像水面被风划了一道。
“先生，”她说，“你读法律。”
“我读法律。”
“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她说，“我母亲是英格兰人，一七六三年去世，留下一处房子的份额和一些纸。我父亲的律师说，苏格兰的规矩和英格兰的规矩不一样，在苏格兰我能拿到的，在英格兰可能拿不到。我父亲读了三年，最后告诉我：‘这件事很麻烦，你等一等。’我等了一年，没人告诉我等谁。”
夏洛克停下脚步。
庭院里的槐树正在落花，白的，一片一片，落在沙地上，落在别人的脚印里。远处举旗的人又翻了一次旗，声音很脆。
“小姐，”他说，“我不能给你法律意见。我还没被允许执业，我说的话在任何法庭上都不算数。”
“我没问法庭。”她说，“我问一个陪我走路的人。”
他沉默了两秒。
“那我说一句不算数的话：先去找那份遗嘱的原本，不要找抄本。抄本可以改，原本不能。原本上会有印章、有见证人的名字、有墨和纸的年份。找到原本，事情就有一半解决了。”
她看着他，很久。
“你说话像律师。”
“我导师说我说话像刑律。”
“刑律好。”她说，“刑律没人敢试。”
夏洛克心里动了一下。这句话他三年前对韦德说过，一字不差。他没有告诉她，只是把目光移开，看向礼拜堂的窗。窗里有人在排练唱诗，声音隔了玻璃，软成一团。
“你导师叫什么。”她问。
“彭德尔顿。六十多岁，眼睛很利，批作业用铅笔。”
“苏格兰的导师用红笔。”她说，“红笔让人觉得自己错了，铅笔让人觉得自己还没写完。我更喜欢铅笔。”
“我一开始也不喜欢，后来发现铅笔更可怕。”夏洛克说，“红笔改完就完了，铅笔会在你写完的地方继续写。”
四点，他们去了康河。
埃尔芬斯通小姐会划船——不是那种坐在船尾被人划的划法，是自己在船头拿桨的划法。她脱了外袍，卷起袖口，把船从岸边撑出去，动作比夏洛克干净。她的靴子踩在船沿上，船几乎没有晃。
“苏格兰的湖比这条河大。”她说，“但湖上没有这么多桥。”
“桥是英格兰的特色。”夏洛克说，“我们喜欢把东西架起来，然后收过桥费。”
“你们喜欢把东西写下来，然后说纸上说了算。”
“这两样是同一件事。”
她回头看他一眼，桨在水里停了一瞬，船轻轻晃了一下。
“菲茨莫里斯先生，”她说，“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我二十一。”她说，“我八月满二十二。詹姆斯二十三，他比我大两岁，可他看起来像我父亲。”
“他成绩中上。”夏洛克说，“划船第一。”
“他把划船当功课，把功课当消遣。”她说，“所以他三年才拿到学士，而他划船从没输过。父亲说这是基思家的毛病：喜欢的事情做得好，该做的事情做得慢。”
“你父亲说得对。”
“我父亲说很多话。”她划了一下，“有些很有用，有些只是很长。”
船过了一座小桥，桥洞很矮，她低头让过去。阳光从桥洞那边过来，落在她脸上，把睫毛的影子投在颊上。水面上有另一顶帽子的倒影，晃了一下，散了。
“小姐，”夏洛克说，“你父亲让你来剑桥，只是为了看学位典礼。”
“不完全是。”她说，“伦敦有位律师，父亲要我会他一次。典礼是理由，律师是目的。苏格兰人做事喜欢先给一个体面的理由。”
“那你今天见到律师了吗。”
“明天。”她说，“今天下午我有别的事。”
“什么事。”
“看一个学院。”她说，“我父亲说，英格兰的学院像修道院，也像监狱，两者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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