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秦处长柜子里的旧照片
周一早晨七点二十,林墨站在综合一处走廊尽头的窗边,手里端着已经凉了的咖啡。窗外下着小雨,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模糊了远处的政府大楼轮廓。她昨晚几乎没睡——乐乐半夜又烧到三十八度五,喂药、物理降温、抱着哄睡,直到凌晨四点体温才稳定下来。而今天上午九点,她要去秦处长办公室,和陈主任一起讨论项目走向。
手机震动,是周致远的微信:“乐乐体温37.6,吃了半碗粥,我送她去幼儿园了。放心开会,有事我随时过去。”后面附了张乐乐在幼儿园门口挥手的照片,孩子笑得有些勉强,但至少能上学了。
林墨回复:“谢谢,晚上我早点回。”发送后,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自动锁屏。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是刘大姐拿着拖把开始做卫生。看到林墨,她笑着打招呼:“林主任这么早啊?听说你那个社区项目搞得很热闹?”
“大家帮忙。”林墨简短回应,转身走向茶水间。她听见刘大姐在后面小声跟人说:“看吧,能折腾的人到哪儿都闲不住……”
茶水间的热水器发出咕嘟声。林墨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这半年来的画面在脑海中闪过——从政策研究三科副科长办公室搬出来的那个下午,纸箱里装着她这些年写的所有报告;在综合一处第一周,每天对着电脑整理十年来的收发文档案;深夜在社区空地上和李锐他们测量尺寸;医院急诊室里乐乐滚烫的额头;周六木屑场上居民的笑脸;赵小曼课题组整齐划一的蓝色马甲……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这个疑问突然清晰起来,像一根刺扎进心里。
八点四十,林墨拿着整理好的材料走向秦处长办公室。走廊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每一声都像是在叩问。她在门前停下,深呼吸三次,才抬手敲门。
“请进。”
秦海月正站在窗边浇花,办公室里那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藤蔓几乎垂到地面。她转过身,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针织衫,看起来比平时柔和。“小墨来了,坐。陈主任那边临时有个会,九点半才能过来,我们先聊聊。”
林墨在会客沙发上坐下,把材料放在膝上。秦海月走过来,没有坐办公桌后的椅子,而是在她旁边的单人沙发坐下,这个细节让林墨稍微放松了些。
“周六现场我看了照片,很不错。”秦海月倒了杯茶推过来,“听说你爱人带着孩子也去了?”
“嗯,乐乐那天刚好退烧……”
“不容易。”秦海月看着她,“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孩子,还要顾着自己心里的那点念想。这半年,很累吧?”
这句话问得太突然,林墨的鼻子一酸,她赶紧低下头:“还好,秦处。”
“说实话。”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雨声渐大,敲打着玻璃。林墨握紧茶杯,滚烫的瓷壁烫着手心,她却觉得这温度真实得让人想哭。
“累。”她终于说,“有时候累得……怀疑自己在做什么。周六看着居民们那么开心,我应该高兴的,可是秦处,我心里特别慌。这个项目越成功,我越害怕——怕它被收编成另一个样子,怕我坚持的东西最后什么都不是,怕我为了这些忽略了孩子,最后两头都落空。”
她抬起头,眼睛已经红了:“半年前我因为乐乐发烧离开会场,失去了副科长的位置。那时候我觉得天塌了,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完了。这半年在社区项目里找到一点价值,可是现在……现在我看着乐乐生病时依赖的眼神,听着周致远说‘孩子需要妈妈’,我就问自己:林墨,你到底在证明什么?向谁证明?值得吗?”
眼泪终于掉下来,落在膝上的材料封面上,洇湿了“幸福家园”四个字。
秦海月没有说话,只是抽了张纸巾递过去。等林墨情绪稍微平复,她才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支持你这个项目吗?”
林墨摇摇头。
秦海月站起身,走到办公室角落的文件柜前。那是个老式的铁皮柜,漆面已经有些斑驳。她打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很薄,边角已经磨损。
“二十三年前,我也做过一个社区项目。”秦海月走回来,把档案袋放在茶几上,“那时候我在区民政局,刚提副科不久。”
林墨惊讶地看着那个档案袋。
“那是个老厂区的家属院,住的都是下岗职工。”秦海月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去调研时发现,整个社区没有一盏完好的路灯,晚上女工下夜班要结伴打手电筒回家。社区里有个废弃的锅炉房,孩子们放学后没地方玩,就在那堆废墟里钻来钻去,每年都有孩子受伤。”
她从档案袋里抽出几张已经泛黄的照片。林墨接过来——照片上的秦海月还很年轻,扎着马尾,站在一群工人中间,背后是破旧的筒子楼。另一张照片上,几个孩子蹲在地上画着什么,阳光很好。
“我想改造那个锅炉房,做成社区活动室。”秦海月说,“白天给老人活动,下午给孩子写作业,晚上给下岗职工做技能培训。我跑遍了所有部门,争取了五万块钱——那时候五万块不少了。我和居民一起清理废墟,去旧货市场淘桌椅,找师范学校的学生来义务辅导孩子作业。”
她的手指划过照片上的一张张笑脸:“做了三个月,活动室初具雏形。然后局里通知我,市里要下来检查社区建设,我们这个点被选上了。领导说,必须在一周内‘提升标准’,要统一购置新桌椅,要重新粉刷,要制作宣传展板,要把‘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点’的牌子换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示范点’。”
秦海月顿了顿,喝了口茶:“我跟领导争取,说现有的就很好,居民用得很开心。领导说:‘秦海月,你知不知道这次检查关系到局里年底的考评?你那套草台班子拿得出手吗?’”
“后来呢?”林墨轻声问。
“后来我妥协了。”秦海月看向窗外,“新桌椅来了,但尺寸太大,活动室摆不下,只能把居民自己做的那些拆掉。统一粉刷用的漆味道很大,两个月都散不去,老人孩子没法进去。宣传展板做得漂亮,但写的内容居民看不懂,也不关心。检查那天很成功,领导表扬,媒体报道。检查结束后,活动室就锁起来了——因为桌椅太‘正规’,怕用坏了;因为要‘保持示范点面貌’,不能随便用。”
办公室里只剩下雨声。秦海月把那几张照片收起来,放回档案袋:“半年后我调离了那个岗位。走之前我去看过一次,活动室的玻璃破了,里面堆着杂物。有个以前常来的孩子看见我,跑过来说:‘秦阿姨,我们没地方写作业了。’”
她看向林墨:“我后悔了二十三年。不是后悔做那个项目,是后悔在关键的时候,没有守住最该守住的东西。”
林墨的眼泪又涌上来:“秦处,我……”
“小墨,你现在面对的选择,和我当年一模一样。”秦海月的声音很轻,却每个字都沉甸甸的,“赵小曼课题组的介入,陈主任要的标准流程,年底的汇报压力——这些都是‘检查’。你可以妥协,让项目变成另一个光鲜亮丽的‘示范点’,这样你可能会得到一些认可,甚至可能调回重要岗位。但那些居民呢?那些真正需要这个儿童游乐场的孩子呢?”
她倾身向前:“体制就像一条河,有它自己的流向和规则。我们都在河里,不可能逆流而上。但聪明的人知道,可以在岸边种树——树根扎在土里,枝叶伸向天空,既不影响河流,又能给路过的人一片荫凉。”
“您的意思是……”
“意思是,你要找到那条底线。”秦海月说,“陈主任要标准流程,可以给,但标准里要写进居民参与的环节。赵小曼要课题成果,可以配合,但成果里要体现过程的价值。年底要汇报,可以准备,但汇报里要有真实的声音——居民的声音,孩子的声音。”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小墨,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数据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现在我要告诉你另一句话:体制内做事,既要对得起上面的要求,更要对得起下面的期待。上面的要求会变,领导的喜好会变,但下面那些看着你的眼睛,那些信任你的普通人,他们的期待才是最重的责任。”
九点二十五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秦海月迅速收起档案袋放回柜子,坐回办公桌后,又变成了那个冷静自持的秦处长。林墨擦干眼泪,整理好材料,深吸一口气。
敲门声响起,陈主任推门进来:“海月,小林,等久了。”
“刚聊到社区现场的细节。”秦海月微笑,“陈主任坐。”
会议正式开始。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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