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戍这地方，一年到头是个中转站，现在更是。
铁路从这儿往南通到曼德勒、通到仰光，公路从这儿往北通到畹町、通到昆明。中国要往缅甸运东西，出去进来都得从这儿过。街上乱得像赶集，中国兵、英国兵、印度兵、缅甸挑夫、拉车的、卖水的，还有一大批从南边逃上来的人，扛着包袱蹲在路边。仓库区那一片更热闹，卡车进进出出，喇叭按个不停。
林安是跟着杜聿明先到的。二〇〇师做先头部队，早几天就往南开了，军部的大队人马和新二十二师的三万人还在后头，说是随时开拔，具体哪一天没有准信。
尹副官把杜聿明送去司令部，回头把她放在办事处门口，说了句“东西你自己安顿”，车一掉头就走了。
林安提着箱子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那块新钉上去的木牌。牌子上写着“中国远征军第五军腊戍办事处”，字还没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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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章第二次派上用场，还是在康纳利那间屋子里。
那天下午她去接一批交接文件，文件取到手，她当场签了收，签的是“暂委陆军文职少校林安”。康纳利把回执收起来，顺口问了一句，说贵方往后是不是要另派一位翻译过来。
“不派。”林安说，“翻译还是我。”
康纳利愣了一下：“您……”
“我这个官是办事的官，不带兵。”她把公文包合上，“往后开会我照旧坐在司令后头那把椅子上，取文件的时候我坐到您这张桌子前面来。”
康纳利琢磨了两秒，笑出声来：“这可真是——很中国。”
“这不中国。”林安也笑，“这是您那份条例逼出来的。”
她要走的时候，康纳利忽然又说了一句。
“林少校，我能冒昧问一句吗？”
“您问。”
“您的英语，恕我直言，听起来不像是在英国学校里学的。”
林安手上的动作停了半秒。
“我是在西贡长大的。”她说，“教我的先生是个美国人。”
“哦。”康纳利点点头，像是这就说得通了，“难怪。”
出了那扇门，她走了十几步才把那口气松下来。这句话这两年里她听过五六回，每回都是同一套说法：西贡、教会学校、一位美国先生。说得多了，她自己都快信了。
少校归少校，活还是那份活。穿上这副领章，人家的门开了，可她干的还是同一样事：椅子还是那把没桌面的，本子还是放在膝盖上写，翻页还是得用小臂顶着。也不坏，她想，这样最省事。
省事这两个字，第二天早上七点就被收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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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的会是三方一块儿开的。
会场在英军司令部腾出来的一间厅，屋顶上四把吊扇，转起来嗡嗡响，把桌上的纸吹得哗哗翻。中方这边杜聿明居中，罗又伦在侧；英方是一位少将带着帕特森中校；美方是史迪威和他的参谋长。
林安在杜聿明侧后坐下，把本子摊在膝盖上。
进屋的时候帕特森朝她这边看了一眼。那一眼里有点意外，意外的不是她的领章，是她还坐在那把椅子上。他大概想过要不要说句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会开起来，头两项还算顺。
第三项谈的是铁路车皮。中方要往南运，英方说车皮紧张，现在先保证从仰光抢运出来的物资北运。
杜聿明问了一句：“请问贵方现在每天能给我们多少车皮？”
英方那位后勤主管答得很漂亮，说了一长串。林安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分栏记，记完了译过去。
“报告司令。他说：贵军的运输需求已经列入优先考虑，我方正在尽最大努力协调，一旦既有的运输压力有所缓解，将立即提供充分支持。”
杜聿明“嗯”了一声，没说话。
隔了一会儿他又问：“那我再请教一次。每天多少车皮？”
那位主管又答了一长串。
林安译：“他说：具体数字取决于日程安排，但我方保证会给予贵军应有的重视。”
杜聿明把手里的铅笔放下。
“小林。”
“是。”
“他这两段话里头，有数目字没有？”
林安飞快地回想了一遍。两段话加起来有一分多钟，她记了满满一栏，栏里全是字，一个数都没有。
“报告司令，没有。”
英方那位主管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杜聿明这才转过头去，用中国话慢慢说了一句：“请转告贵方，我们理解贵方的困难。不过我们运的是打仗要用的东西，打仗是要按天算的。请贵方今天给我们一个数字，多少都行，一天两节也行，写在纪要上。”
这一段林安译得一个字没删。
英方那边商量了几分钟，最后给了个数：一天六节。
散会以后中方这边有位参谋直摇头，说六节顶什么用。杜聿明倒是没什么表情，只说了句：“六节写在纸上，比六十节挂在嘴上强。”
林安在后头听着，把这句话记住了。这还只是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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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硬碰硬的是第四项，谈的是二〇〇师。
那个师前天已经过了平满纳，正往同古方向去。同古卡在通往仰光的路上，日军从南边压上来，两边迟早要撞。
史迪威一开口就把手按在图上。
“我要知道贵军的意图。”他说，“二〇〇师到了同古以后，是守，还是打？”
杜聿明说：“先看敌情。”
“敌情已经很清楚了。日军第五十五师团正在北上。这是两个月来他们第一次把主力摆在一条路上。这是一个机会。”
“是机会。”杜聿明说，“可要抓这个机会，我要三样东西：兵到得了、油跟得上、侧翼站得住。”
“贵军的兵在路上。”
“九十六师余韶那边昨天报的位置，离同古还有一百六十里，路上挨了两回炸。照他们现在这个走法，最快是第四天。”
“那就让他们走快些。”
林安译到这一句，笔顿了半秒。原文那个动词说得很不客气，直译过来带着一种赶牲口的意思。她在那半秒里过了一遍，还是照直译了，译完加了半句：
“他这一句用的词比较重。”
杜聿明“嗯”了一声，没抬头。
“参谋长，”他说，“我这个九十六师，从昆明走到今天，走了一千八百里，路是滇缅公路，一路挨炸。我不能拿一句‘走快些’去催他们。”
史迪威把眼镜摘下来，捏在手里。
“杜将军，”他说，“我听贵方讲了两个月的困难。援军在路上，油料没有到齐，侧翼靠不住，这些我都听懂了。我现在想请教一件事：在什么条件下，贵军是可以打的？”
林安译这一段的时候，屋里只剩下吊扇的嗡嗡声。她译完，杜聿明抬起眼睛。
“参谋长，在我的兵到得了、油跟得上、侧翼站得住的时候，我就打。”他说，“这三样里头有两样，本来应该是您给我的。”
林安把这句话译过去，一个字没删。
史迪威的手指在桌面上按了一下，按得指节发白。
那一场会开到十点，第四项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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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以后，史迪威留在最后，站在图前看了很久。
他心里其实清楚这一仗的账。他不是不懂后勤，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中国军队是个什么样子他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懂。他今天要压着打，是因为他想的比这一仗更远：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里还没有主动打赢过一场像样的歼灭战。没有这么一场，租借物资就永远是施舍，中国就永远是那个被养着的盟国。同古是他能看见的第一个机会，而对面那位中国将军，眼睛只盯着他自己那七千人。
他不能说这位将军错，可他也不能因为对方没错，就把这个机会放掉。这个死结他解不开。他这两个月一直在心里翻这个结，翻到后来他明白了一件事：他的难处不在于中国将领不肯打，在于他手上一个兵也没有。他签的每一道命令都得从重庆绕一圈才落得了地，绕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他管不着。
他戴上眼镜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图。同古那个点上，红铅笔圈了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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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六十六军的先头新三十八师到了腊戍。第二天上午，新二十二师的师长廖耀湘也到了。
廖耀湘到腊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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