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撂下后，陈秉烛用火钳子夹起块蜂窝煤，那煤块沉甸甸、黑黢黢的，像一块压缩了的漫漫长夜。蓝幽幽的火苗子从煤眼的孔洞里猛地探出头，贪婪地舔着黑铁皮的炉壁，发出细微的咝咝声，仿佛在咀嚼着这北方的寒气。
“记全乎了？”陈秉烛的声音像被炉火烤过，带着粗粝的暖意。
“全乎了。”叶葆启把本子推过去。纸页上，墨迹还未干透。
陈秉烛扫了几眼，下颌的线条在昏黄灯光里松动了些：“不赖。时辰、人物、疙瘩、解扣的法子。老百姓的事儿，顶要紧的是‘有响动’。就算搬不动山，也得让人听见你使了劲，吭哧了，喘气了。”
叶葆启摸出烟，递过去一支。两人就着炉火点着了，烟雾升起来，并不散去，倒像两条有了年岁的魂，在光线里慢悠悠地绞缠、厮磨，最后融进那被经年烟油子腌透了的空气里。
“陈主任，”叶葆启望着那纠缠的烟，“咱这夜里听声儿的摊子，一年得收进多少动静？”
“去年，”陈秉烛眯着眼，烟灰弹进炉口，噗地溅起一小簇星火，“一万两千多个。摊到每个晚上，三十几个跑不了。节庆时多，刮风下雨时多，三伏天比数九天多——人心里窝着火，太阳底下一晒，夜里就得找窟窿眼往外冒。”
话音像刚落进灰里的烟蒂，那电话铃声又猛地炸开了。这回是个女声，尖利得能刮破耳膜，又带着股豁出去的凄惶：“你们管不管？楼上那家，天天半夜剁魂儿呢！咚！咚！咚！我这心都要从腔子里蹦出来了！”
叶葆启笔下沙沙响：22:17，鸿运区刘氏，噪音索命。陈秉烛问得细，门牌号，几楼，剁了多久，那耐心劲儿像在解一团乱麻。末了说：“刘大姐，这声响归穿警服的管。我给您个号码，您直接叨咕，就说是夜间记者站递过去的话头，他们掂量着。”
挂了，陈秉烛搓了搓脸，脸上映着炉火的红光：“这种事儿，咱就是个传话的筒子。可筒子也得是通的，不能这边进了，那边堵死，让话烂在肚子里。”
叶葆启在本子上写：“转派出所。”笔尖顿了顿，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像给自己心里摁了个钉。
近子夜时，电话稀了。陈秉烛捅开两碗“华丰”三鲜伊面，滚水冲下去，那股子霸道的人造鲜香猛地膨胀开来，几乎要挤走屋里的烟味。
“垫巴点，后半夜怕有客闯门。”陈秉烛递过筷子，竹筷头被磨得光滑。
叶葆启接过，那股熟悉又陌生的气味，却猛地把他拽回了公交公司的夜班房。也是这味儿，可那时面是素琴煮好了，用铝饭盒捂着送来，汤里总卧着个荷包蛋，蛋心还是软的，边上漂着几叶嫩青菜，像池塘里小小的船。
“琢磨家了？”陈秉烛的眼毒，像是能看见人脑子里转的影儿。
“嗯，沾点。”叶葆启咧咧嘴，“以前夜里蹲班，孩儿他娘总送一口热的。”
“有根的人了？”
“嗯，小子，五岁了，皮得像孙猴子。”
“那你是挑着扁担呢，前头小，后头老。”陈秉烛吸溜一口面，声音很响，“吃这碗饭，家就成了客栈。我闺女，今年撞大运（高考），我陪她的工夫，攒一块儿怕不到一个月。”
两人对着头吃面，呼噜声此起彼伏。窗外的城市像一头巨兽，渐渐收拢了爪牙，沉入混沌的睡眠。只有那盏绿罩子台灯还醒着，灯罩边上一圈黄褐的渍，是无数个夜晚的烟魂儿留下的吻痕。
凌晨一点，门被敲响了。不是电话那种急促的电子尖叫，是实实在在的肉指关节叩在木头上的声音，空洞而固执。
陈秉烛起身，门轴发出老人叹气般的吱呀声。进来个年轻女人，约莫二十七八，裹着件挺括的呢子大衣，头发烫成绵密的卷，堆在头上像朵乌云。脸擦得白，白得有些瘆人，嘴唇却涂得极红，仿佛刚吮过血。
“记者同志……在么？”声音飘忽着，像脚不沾地。
“在。您请进。”陈秉烛侧身。
女人坐下，从手提包里摸出盒“摩尔”烟，细长，带过滤嘴。点烟时，手指颤得厉害，火苗几次凑不近烟头。
“我叫刘清。”她吐出一口烟，烟雾笼住她煞白的脸，使她看起来像庙里褪了色的纸偶，“我要告状。海东区，红星饭庄，黑店！一盘炒肝尖，敢要十五块！这不是炒菜，这是割肉！”
叶葆启翻开新的一页。陈秉烛问：“几时去的？几个人？有纸片子（发票）么？”
“就今晚，就我自个儿。”刘清的语速快起来，“纸片子？他们不给！我一要，就说机器咽了气，开不了！”
陈秉烛点点头：“这事，秤杆子在物价局手里。明儿您可以去递状子，也能拨那个号，12358。”
“不成！”刘清的嗓门陡然拔高，像一根崩断的弦，“你们得现在就去！现时现刻就登报！你们得替小民出声！”
叶葆启抬起眼。女人的眼里烧着两簇奇异的火，亮得骇人，那光不像为了一盘炒肝尖，倒像怀里揣着个快要炸开的秘密。
陈秉烛的脸仍像一块被岁月磨平了的石头：“刘同志，饭庄这辰光早落锁了，我们去也是吃闭门羹。这么着，您留个线头（联系方式），明日天一亮，我们就遣人去盘查，行不？”
“不行！！”刘清霍地站起，身子有些晃，“你们不去，我……我就给我姑姑挂电话！让我姑姑跟你们说道！”
“您姑姑是？”
“我姑姑是赵四小姐！”她挺了挺并不丰满的胸脯，仿佛那名字是副盔甲，“张学良的赵四小姐！她在美利坚，一个电话过去，能让那边的报纸电台都评理！”
叶葆启的笔尖猛地一顿，一滴浓黑的墨水落在纸上，慢慢泅开，像一只突然睁开的、不眠的眼睛。他看向陈秉烛。陈秉烛脸上那古井般的平静，连一丝波纹都没有，只是缓缓点了点头。
“赵四小姐啊，”他的声音像在唠家常，“那您可得仔细说道说道。她老人家，今年仙寿？”
“七……七十多了吧。”刘清的眼神开始游移，像找不到落脚点的蛾子。
“那您是她的亲侄女？”
“那还有假？我爹是她亲兄弟！”话越说越快，像失控的车轱辘，“我姑姑顶疼我，我要星星不给月亮。这回我来内海访友，饭庄欺我，就是欺我姑姑！欺我们赵家的门楣！”
叶葆启在纸上写：“自称赵四小姐侄女。”笔迹有些虚浮，又添上：“言急色厉，语序纷乱，似有癫狂之兆。”
陈秉烛等她那股劲头泄了些，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刘同志，赵四小姐要是晓得您在內海受了屈，心尖儿都得疼。这么着，您把那友人的住处、名号留下，明日我们寻着他，一块儿帮您把这疙瘩解开。”
“友人？”刘清愣了一刹，眼里的火苗暗了暗，“哦对，我友人……他住……”
她报了个海西区的地址。陈秉烛记下，又问：“您友人，上下怎么称呼？”
“姓崔……崔金龙。”她答得有些迟疑，“在纺织厂，扛活。”
“成，记下了。”陈秉烛起身，“夜太深了，我给您喊辆‘跛驴’（三轮车）？”
“不消！”刘清一摆手，手在空气里划了道无力的弧，“我自個儿走。你们必须登报，不登，我真给我姑姑挂越洋电话！”
她走了，高跟鞋敲在水泥走廊上，嘚嘚嘚嘚，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空，渐渐被浓稠的夜色吞没，仿佛从未出现过。
门关上，叶葆启长长吁出一口气，那气在冷空气里凝成一道白霜。
“假的？”他问，声音有些干。
“十有八九，”陈秉烛坐回炉边，炉火映得他半边脸通红，“赵四小姐要有这般年纪的侄女，她兄弟怕不是老树开花。再者，她话里露的怯，缝儿大得能跑马车。”
“那……咱还揽这瓷器活？”
“揽。”陈秉烛说得干脆，“饭庄宰客，许是真的。至于她是谁的枝儿谁的蔓儿，不打紧。老百姓递过来话，咱就试着解。真与假，是另一本账。”
叶葆启在记录末尾写下：“允诺日间查访。来者神思恍惚，建议留意其心神安稳。”写罢，他看着那团墨渍，越看越像一只窥视的眼睛。
凌晨两点，来了个醉汉。四十多岁模样，浑身酒臭像是从毛孔里渗出来的，说话舌头打着铁，非说骑车过瓦房街时，被个黑影扇了巴掌，缠着记者去抓那“无影手”。
陈秉烛给瓦房街派出所挂了电话，那头传来混着哈欠的声音：“让他滚过来，所里给他断。”醉汉听了，嘴里不清不楚地骂咧着，骑上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歪歪扭扭，像一条蚯蚓，钻进了夜的肠子。
“这路人，”陈秉烛对叶葆启说，“不敢碰硬茬，专捡软柿子捏。你越当真，他越上脸。得找个他骨子里怵的——那身制服。”
叶葆启点点头。他想起公交车上那些灌饱了黄汤的乘客，老师傅们都说：“甭搭茬，到地方开门，让夜风醒他的脑。”
凌晨四点，城市睡到了最死沉的时候。炉火弱了，幽蓝变成暗红，最后只剩一炉膛将死不死的灰烬，散着微弱的暖气。陈秉烛把军大衣裹紧，那大衣颜色洗得发白，肘部磨得油亮，他靠在椅背上，眼皮耷拉下来，仿佛也成了这老旧办公室的一件摆设。
叶葆启却毫无睡意。他望着窗外那锅底般倒扣的、深蓝近黑的天穹，刘清那张白脸和红唇，总在眼前晃。她为何要认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是为了扯虎皮壮胆，还是在她自个儿那混沌的天地里，她真真儿就是“赵四小姐的侄女”？
电话铃又割破了寂静。这回是个老太太，声音干瘪得像秋风里的落叶：“记者同志……我听见鸡叫了。”
“鸡叫？”
“是哩，鸡叫！都四更天了，鸡不该醒啊！”老太太的声音透着惶惑，“你们得管管，这鸡天天这时辰打鸣，我还活不活了？”
叶葆启问清，是海西区一家幼儿园，养了几只从云南来的野鸡。他应承明日去说道，老太太才千恩万谢，那谢意通过电话线传过来，也带着枯叶般的窸窣声。
放下话筒，叶葆启冲着假寐的陈秉烛苦笑：“鸡打鸣，也归咱管？”
“管。”陈秉烛眼没睁，声音从大衣领子里闷闷地传出，“老百姓心里结了疙瘩，那就是事儿。咱的活计，就是把这些鸡毛蒜皮，一桩桩、一件件，捋平了，熨帖了。都顺了，夜里才能有个安稳觉。”
天将亮未亮时，叶葆启终于扛不住，头一沉，伏在案上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还在那辆哐当作响的公交车上卖票，车厢里挤得密不透风，每个人都举着一封信，信纸在浑浊的空气里翻飞如雪片，无数张嘴巴开合，喊着同一句话：“记者同志，瞅瞅我的冤屈！”
醒来时，晨光已如淡金色的潮水，从窗户漫进来。陈秉烛在整理那一夜积下的记录本，见他醒了，说：“回吧，迷瞪会儿，下半晌再来。”
叶葆启站起来，腿脚麻得如同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他翻了翻记录本，七页纸，密密麻麻，写满了这座城市的呓语、呻吟与嚎叫。
“这么多愁，这么多怨，”他喃喃，“解得完么？”
“尽心。”陈秉烛把本子码齐，动作轻缓，“解一桩，是一桩。记者不是菩萨，但可以是一座桥，让两边的话能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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