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警察厅刑警姜载勋往脸上泼了些水，抬头看向洗手间瓷砖墙上的镜子。两个洗手池上方各挂着一面：一面把人照得凹进去，另一面则横着拉宽，宽得古怪。
偏偏他每次都记不住哪面是哪面，总要等站到这里洗手时才想起来。今天面前的是凹的那面，镜子里的自己活像蒙克《呐喊》中的人。
他的确一脸疲惫，而且很清楚这不能全怪首尔警察厅本部的节能灯。那头看起来很愚蠢的漂白头发也没帮上什么忙，当初就不该听郑宇贤的怂恿，改变让人快乐？要不干脆全剃了，至少还能更像个警察。
一个离了婚、陷入中年危机的刑警，跟小说里写的一样，经典配置。往后他还可以固定泡某家酒吧，开一辆快车，把痛苦像徽章一样别在胸前。最好再来一道漂亮的伤疤——比如刀伤，正好配得上心里那些伤痕。
姜载勋用硬邦邦的纸巾擦干手，从镜子里收回目光，把纸巾揉成一团，朝垃圾桶抬手一投，湿纸团软塌塌地啪一声落在地上。
他忍着腰背的疼痛弯下去，把纸巾捡起来。
我就是这种人——投不进去，良心又太好，没办法把垃圾丢在地上不管。他推开洗手间的门，沿着走廊往办公室走，自我厌恶一路在身体里咕嘟咕嘟地冒泡。
首尔警察厅本部威严而醒目。三角形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紧挨着终年喧闹的南山乐园，把一种不容忽视的权威感硬生生压在周围。坚硬、拒人千里的外立面，像一块砂色权力方砖，矗立在这座以自由与荒唐著称的大都市中心。
面对公开而泛滥的色情文化和惊人的酒精消费，它倒像是一种必要的制衡。
楼内著名的圆形庭院、柱廊和罗马式工艺装饰，只稍稍削弱了这股气势。马赛克与水磨石地面被警员匆忙来去的脚步磨得发旧，仿佛还在提醒人们：很久以前，人们相信警察工作的地方，也应该配得上这个职业的强硬。
强力犯罪调查部门，也就是俗称的重案组，同样保留着原有的阴郁风貌：拱形天花板、暗红色墙面，壁灯隔一段排列一盏。毫无个性的现代办公家具突兀地塞在剥落的墙漆下面，看上去一半年久失修，一半像硬拼出来的现代化。
姜载勋和搭档吴恩静共用的办公室也没好到哪里去。层压板和弯曲山毛榉木家具沉闷得让人绝望，显然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谁看了心情愉快。吴恩静本人倒完全相反。姜载勋进门时，她正向后仰在椅子里，双脚架在桌上，对着手机屏幕放声大笑。
“载勋，快来看！这个绝了。”
姜载勋停在门口：“早，恩静。我以为你今天要去上课？”
“你没那么容易摆脱我。DNA培训是下周三。快看，这只胖拉布拉多想接球，结果一路滚下山坡，最后掉进湖里了。”她把视频重新放了一遍，笑着朝他招手。
姜载勋迟疑了一下。八年共用一间办公室，八年并肩办案，也没把他们彼此的棱角磨掉多少。可重案组长每次为手头案件组建小组，他们通常还是会被分到一起。显然，两个人搭在一块儿确实会产生某种效果，只不过他们自己不太看得出来。
她觉得他娇气、矫情；他觉得她像一台推土机。状态好的时候，两个人会像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心照不宣地互相挖苦；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只想把她扔进汉江。
今天显然属于后者。
“免了，谢谢。我向来欣赏不来动物搞笑视频。”
姜载勋在双人办公桌属于自己的那一边坐下，懒得理会搭档翻到天上的白眼。他打开电脑，又从风衣口袋里摸出手机，看见母亲打来过电话，他立刻把手机反扣在桌上。父亲去年去世，他自己的婚姻又在半年前刚刚崩解。从那以后，母亲一反常态地频繁找他，他很难向她解释，那种咄咄逼人的担忧对他没有半点帮助。
桌子另一边，吴恩静又憋不住笑，拿袖口擦了擦眼角。姜载勋故意重重叹气，他刚才还盼着今天能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清掉堆积的工作，不必一整天都被吴恩静那份响亮的存在感充斥大脑神经。
吴恩静又爆出一阵豪爽的大笑，连办公桌都像跟着震了一下。姜载勋正要抗议，办公室门突然被猛地推开。重案组长穿着外套站在门口，她年纪不轻，长着一张和善的脸，很容易让人低估她的专业能力和分量。
此刻，那双棕色眼睛上方压着一道深深的忧虑纹。她神情严肃，吴恩静立刻收了笑，把脚从桌上放下来。
警务体系的层级并不算森严，大多数一线调查人员平日也都以刑警身份执行任务。可重案组长身上那股不动声色的权威，从来没有人质疑。
“发现一名死者，年轻女性。钟路区修道院巷12号，有犯罪迹象。总调查负责人刚打来电话，情况很不好。”
姜载勋站起身，他早该知道今天会变成这种日子：“法医呢？”
“朴正勋本人。他已经在路上，现场勘查员也过去了。”
“有目击者吗？”吴恩静也站了起来。
重案组长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仿佛这才发现她也在，“恩静，我还以为你今天去培训。算了，很好，那你们一起过去。载勋，我会组一个小组，这案子由你负责调查。”
姜载勋点点头，装出一种自己其实并没有的笃定。自从病假回来后，他还没有带过调查组。
“发现尸体的那位老人已经送去医院了，不过楼里还有一个住户，徐恩淑。先从她开始，你们跟她谈的时候，技术人员正好可以到场，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做准备。”
“徐……什么？”吴恩静压低声音打了个嗝，又从嘴角慢慢把那口气吐出去。
姜载勋走到墙角，打开枪柜，取出自己的转轮手枪，把配枪固定到腰带上时，他听见身后的重案组长叹了口气。
“对，恩静，就是那个名字，别再问了。”
徐恩淑伸手去拍闹钟，只想让那阵几乎要把脑袋震碎的地狱声响停下来。人还陷在梦和现实之间，门铃第三次响起时，她才意识到那声音根本不是闹钟。两只法斗露米和哈鲁歇斯底里地吠起来，急着保卫领地。她就那么趴在床罩上睡着了，脸上压着很深的枕头印。
大约一年前从首尔大学退休后，她彻底纵容了自己那个夜猫子的灵魂，几乎从不在十点以前起床。母亲留下的古董黄铜钟显示八点三十五分，牧羊人情侣雕像立在上方。要是门外是那个该死的邮差，她一定拿个重东西砸他，比如那对牧羊人。
她把床罩裹在身上，顶着一跳一跳的头痛，跌跌撞撞朝大门走去。昨晚她是不是把那瓶红酒喝空了？反正肯定不止她原则上允许自己写作时喝的那两杯。
她瞥了一眼一摞摞打印出来的手稿，感受到每个写作者永恒的分裂：既渴望工作，又憎恶工作。身体酸痛，尖叫着要她执行每天早晨的固定程序：拉伸、呼吸练习、葡萄干燕麦片。照今天这个情况，也许还该来一片泡腾止痛片。
徐恩淑晃了晃脑袋，让意识归位，凑到猫眼前往外看。平台上站着一男一女，她一个也不认识。不过她在首尔大学人文学院教了三十九年，几百名学生从教室里来来去去，本来也不可能全记住。而且她相当肯定，门外这两个人不像以前读文学的学生，身上没有学者气。
女人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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