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像黄浦江上不知不觉涨起的潮水，来得很快，无声无息，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也无法抗拒的时代力量，漫过堤岸，改变了一切熟悉的轮廓。
1958年的春天，空气里开始越来越浓地漂浮着一些崭新的、亢奋的、带着灼热温度的词语，“□□”、“超英赶美”、“人民公社好”、“放卫星”……它们出现在街头巷尾新刷的、鲜红刺目的标语上，出现在学校突然增多的大会激昂的演讲里，也出现在父母下班后关起门来、却依然隐约可闻的、更加严肃疲惫的低沉交谈中。“形势”、“影响”、“干部要带头”、“艰苦朴素”、“这房子是暂住的，要注意”……这些零碎的词句，像不祥的预兆，敲打着西贝日益敏感的神经。不久，一个周末的早晨，阳光很好，王阿姨却红着眼眶，默默收拾好了自己那个小小的、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她走到正在阳台发呆看着兔子的西贝面前，蹲下身，让自己与西贝的视线齐平。她用那双因长期劳作而粗糙、却总是温暖柔软的手，轻轻摸了摸西贝渐渐长长、却因为营养不良而依旧枯黄稀疏的头发，声音哽咽，带着浓重的鼻音，用生硬的、努力想表达清楚的、夹杂着沪语的普通话说：“囡囡，阿姨……要走了。单位有新规定，阿姨不能继续做了……侬自家，以后要当心，要乖……要好好的，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啊？” 西贝呆呆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在上海给予自己最初、也是唯一温和接纳的人，看着她眼里真切的不舍与无奈，心里那点可怜的、自来到上海后仅存的、来自外人的、不带任何审视与要求的温软与善意，仿佛也随着这个小小的蓝布包袱，被轻轻抽走了，留下一片更空旷的冰凉。她张了张嘴，喉咙像被棉花堵住，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觉得心里那个才因为小院和兔子微微软下去一点点的角落，又“咔哒”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变得比之前更硬、更冷，也更空了。
他们搬出了这幢有着彩色玻璃窗和高高天花板、让她始终感到无比空旷疏离的小楼。新家，是父亲单位在徐汇区边缘、一个叫“田林”的地方新建的职工家属大院。新家在一栋崭新的红砖楼的三楼，是标准的“两室户”，有独立的、虽然狭小却功能齐全的厨房和卫生间，不用再几家合用灶披间，免去许多尴尬与纷争。最让西贝在茫然中感到一丝意外慰藉的，是那个拐角的大阳台，水泥抹的，宽敞，朝南，上午下午都能毫无遮挡地晒到满满的、慷慨的太阳，光秃秃的地面上，仿佛能嗅到阳光烘焙后干燥温暖的气味。父亲站在空荡荡的阳台上，望着远处尚是荒地的田野，说了句：“这里，可以种点东西。”
田林，在50年代末的上海版图上，还是一片充满野性生机和荒凉气息的所在。出家属院不高的围墙不远，便是大片的荒地、零星的菜畦、纵横交错的、被脚踩得发亮的田埂和星罗棋布、长着芦苇的水塘。野草在春夏长得能没过孩子的腰，在风里掀起绿色的波浪，发出沙沙的、寂寞而自由的喧嚣；麻雀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成群结队，呼啦啦地掠过开始泛绿或变得金黄的旷野天空，像一片片移动的云。这片尚未被城市规整的柏油马路和钢筋水泥完全驯服的土地，似乎意外地契合了父亲西林身上某种沉淀已久的、属于军人的、棱角分明的坚硬气息。他有一支按规定保管、擦拭得锃亮、泛着蓝黑色幽光的步枪。当1958年的阳光开始变得有些燠热，或者秋高气爽的周末早晨，如果天气晴好，也没有突如其来的会议或学习，他会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那支步枪，仔细地、近乎虔诚地擦拭每一个部件，直到它们散发出冷冽的金属光泽。然后，他会对早已眼巴巴围在身旁、屏息期待的孩子们一挥手，脸上露出一种罕见的、褪去平日严肃沉闷的、带着干脆豪气的简短笑容：“走！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打牙祭去！”
那是西贝在上海最初两年灰暗、局促时光里，为数不多的、闪着锐利金属光泽和鲜活生命热度的日子。父亲肩扛着枪，腰背挺得笔直，走在前头，脚步沉稳有力，仿佛又回到了曾经行军打仗的队列，走向他的“战场”。西贝则自动担负起“小队长”的职责，领着因为能出门而兴奋又有些胆怯的二妹、总是蹦蹦跳跳、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小妹、以及像小牛犊一样总是试图冲到最前面去的弟弟，排成一溜不算整齐、却充满期待的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他身后，走向那片充满未知与可能的荒野。风里有青草和泥土被太阳晒暖后散发出的、令人心安的气息，远处有水鸟掠过水面的清唳。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机枪射手出身，从战火与鲜血中一步步做到团长，枪法早已刻进骨子里，成为一种本能。他会压低声音，简短地教孩子们如何辨认麻雀起落的踪迹，如何借助田埂、土堆或草丛隐蔽靠近，如何屏住呼吸，让心跳平稳，如何把握那稍纵即逝的、子弹与目标交汇的时机。“砰！”
一声并不震耳欲聋、却足够清晰锐利的枪声，骤然划破旷野的寂静，惊起飞鸟一片。往往就有一只灰扑扑的麻雀应声从草丛或光秃的枝头跌落，偶尔运气极好，还能惊起一只慌不择路、肥硕的野兔。每当父亲提着用草绳或麻线系成一串的战利品——那些渐渐失去体温、变得僵硬的麻雀，有时还有一只软垂的野兔——走在回家的田埂上时，西贝和弟妹们就会自动排好队，挺起小胸脯，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崇拜、自豪、与收获的踏实喜悦的光彩，像一支小小的凯旋队伍，跟在后面。家属大院其他趴在窗口张望、或是在路边空地上玩耍的孩子，常常投来毫不掩饰的、火辣辣的羡慕目光，那目光追随着他们，直到进入楼道。那一刻，西贝觉得走在前头、肩扛步枪、背影被夕阳拉得长长的父亲，异常高大，有一种她平时感受不到的力量感。那串摇晃的、微不足道的猎物，仿佛是这个世界颁发给这个家的、最实在、最无需言语的勋章，是对抗匮乏的一种直接而有力的宣言。这些带着淡淡硝烟和新鲜血腥气的“野味”，最终会变成家里饭桌上难得一见、能让所有孩子眼睛发直、默默咽口水的珍贵荤腥。母亲孙兰会难得地挽起袖子，系上围裙，在厨房里细心地把麻雀收拾干净，用极其节省的一点油，细细地煎得两面焦黄，香气霸道地窜满整个房间；或者将野兔利落地剁成小块，和凭票买来、同样金贵的土豆一起红烧，汤汁浓油赤酱，拌着糙米饭，能让胃里获得久违的扎实满足感。那是全家真正“打牙祭”的时刻，连病弱的二妹，苍白的脸上也会因为兴奋和美味泛起淡淡的、健康的红晕，能比平时多吃小半碗饭。西贝总是沉默地吃着，认真地咀嚼着那来之不易的每一丝肉香，仿佛也通过这食物，咀嚼着父亲身上那点与平日单位里那个严肃领导、与家庭中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主人不太一样的、陌生的、带着荒野力量与硝烟气息的特质，那特质让她感到一丝困惑，也有一丝模糊的吸引。
阳台，很快就被父亲那双既能握笔批文件、也曾握枪征战的手，改造成了一个微型的、实用的“家庭战略补给站”。他用废弃的红砖、从工地捡来的旧木板和铁丝网，巧妙地搭起了结实防雨的鸡窝和通风的兔笼，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破旧的搪瓷脸盆、缺了角的瓦盆和木箱，填上从荒地边挖来的、肥沃的黑色泥土，种上了容易成活的小葱、大蒜、辣椒和几棵耐寒的青菜、菠菜。西贝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手了照顾它们的全部任务，喂食、喂水、清理粪便、定时浇水。虽然平白多了许多忙碌，但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生命一天天长大，看着嫩绿的菜苗破土、舒展叶片、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心里有种奇异的、仿佛自己也在这陌生城市一隅扎下根须般的踏实感。鸡蛋，依然是家里最珍贵的“硬通货”之一，通常被父亲仔细地收集在垫了干草的小篮里，锁进抽屉，以便凑足一定数量，去合作社换取更必需、更紧缺的粮票，或直接卖给急需营养的病人、产妇，换回宝贵的现金。但偶尔，在二妹连续咳嗽不止、小脸烧得通红，或者脸色苍白得吓人时，父亲会沉默地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鸡蛋，放在厨房桌上。母亲看到，便也不声不响地接过去，磕在碗里，打散，加入一点点盐和温水，放在饭锅上，利用蒸汽，给二妹蒸一碗嫩黄如脂、平滑如镜、只在最后点上两滴珍贵芝麻油的蛋羹。西贝在摆碗筷时，会看到那碗独属于二妹的、金灿灿、颤巍巍的蛋羹，被放在二妹座位前。她会忽然想起小别墅那个精致却冰冷的后院里，那只被王阿姨捡走前、她偷偷摸过的、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那时的“硬通货”还残留着生命的余温，而此刻眼前这碗蛋羹，则是一种清晰的、沉默的、不容置疑的资源倾斜与等级区分。恍恍惚惚，竟觉得那种摸着温热鸡蛋的短暂欢愉，像是上辈子某个遥远而不真切的梦了。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有枪声、有收获、有短暂家庭温暖的周末——稀薄得像江南深秋清晨的雾气，太阳稍稍升高，便消散得无影无踪。父亲的工作似乎随着“□□”的浪潮越来越忙，无尽的会议、突然的出差、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常常一连几天见不到人影。扛枪“打牙祭”的周末，变得越来越奢侈，间隔越来越长，直至像那个有着彩色玻璃窗的别墅一样，彻底成为记忆中偶然闪回的片段。母亲在单位的工作压力也似乎与日俱增，她所在的妇联要动员妇女“跃进”，要处理各种新出现的“家庭问题”，经常深夜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归来，脸色是卸下所有公共场合表情后的、深切的疲惫与一种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淡漠，仿佛回家的只是她的躯壳。家庭的日常运转，那张由无数琐碎细节编织成的、无形的、沉重的网，依然稳稳地、不容置疑地、日益熟练地罩在了西贝日渐单薄却不得不努力挺直的肩上。天不亮，往往鸡叫头遍，窗外还是一片浓稠的黑暗，只有远处工厂上工汽笛隐约的嘶鸣，她就得揉着惺忪睡眼、强迫自己从并不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轻手轻脚，先去阳台喂鸡喂兔，清理隔夜的粪便，然后冲进狭窄的厨房，对付那只笨重黑沉、每次移动都吱呀作响的煤球炉，与呛人眼泪的浓烟和时灭时燃、考验耐心的蓝色火苗斗争。等粥锅终于开始发出安全而持续的“咕嘟”声，米香混合着煤烟味弥漫开，她得赶紧灌好热水袋，塞进特别怕冷、蜷缩着的二妹的被窝，然后才轮到自己，用刺骨的自来水，胡乱抹一把脸，擦去眼屎，就算完成了清洁。接着，便是日复一日、雷打不动的“采购”任务——去合作社买菜。
这“买菜”，在1958年渐趋紧张的供应形势下，早已不是一件简单的家务，而是一场每日上演的、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生存竞赛。合作社（人们还是更习惯叫它“菜场”）门口，每天清晨都会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们沉默地、焦急地挪动着，像一条缓慢蠕动的、饥饿的巨虫。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对匮乏的深切忧虑和对那有限物资的炽热渴望。
西贝很快学会了这里的“生存规则”。为了能在清晨有限的排队时间里，同时完成生炉子、做早饭等家务，她学会了用砖头、破篮子、甚至一块写上自己名字的瓦片来“占位”。她总是家里最早起身的那一个，顶着星月，蹑手蹑脚出门，在合作社门口尚显稀疏的队伍里，放上自己从工地捡来的半块青砖，然后急匆匆赶回家，继续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活计。等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再匆匆赶回菜场。
但一个瘦小、面生、带着浓重北方口音的小女孩，在这个讲究“本地”与“熟脸”的地方，是最好欺负的软柿子。十次里有七八次，当她气喘吁吁跑回自己“占”的位置时，会发现那块青砖不翼而飞，或者被踢到了路边阴沟里，原本的位置已经被一个理直气壮、体型比她壮硕的妇人或老人占据。她怯生生地，用带着掖县腔调的、生硬的普通话试图辩解：“这……这是我排的，我放了砖头……” 话音未落，就会被更高亢、更急促、更地道的本地话打断、淹没：“啥人看见是你的砖头了？”“小阿妹，不要瞎讲八讲，我一直排在这里的！”“去去去，后头排队去！小小年纪学什么坏，占啥位置！” 那些不耐烦的、带着轻视的白眼，驱赶的手势，像冰冷的鞭子抽在她身上。她只能把涌到眼眶的泪水死死憋回去，抿紧嘴唇，默默地、耻辱地走到队伍最末尾，重新开始那漫长无望的等待。手指早已冻得麻木，生着冻疮的地方又疼又痒。
转机发生在隆冬一个特别寒冷的清晨。西贝像往常一样，穿着父亲那件过于宽大、长及脚踝、散发着樟脑和旧烟草味的军绿色棉大衣，把自己裹成一个摇摇晃晃的绿色粽子，踩着冻硬的土路去菜场。那天的北风格外尖利，像小刀子，从大衣的每一处缝隙钻进来，割着她的脸颊和脖颈。她放下砖头，赶回家，等再回来时，砖头果然又不见了。她看着那个取代了她的、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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