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钟声还在天际回荡，新世纪的光像刚开封的老酒，醇厚又刺目地淌进《内海都市报》的编辑部。铅字与油墨的气味里，酝酿着一场远征。社长站在窗前，背对满桌稿件，突然转身说：“得去西边看看。”
这话像颗石子投入静潭。三个月后，“西行采访组”便有了筋骨——叶葆启领队，摄影记者掌镜，行政科的小刘管车马粮草。那辆新配的越野车停在院中，通体墨绿，太阳底下泛着冷冽的光，像匹等待驰骋的草原狼。
四月十日，天色青灰如未磨的砚。出发仪式简短得近乎潦草。总编辑将一面卷起的小红旗递到叶葆启手中，布帛相触的瞬间，叶葆启感到旗杆上有细密的木刺，扎着掌心。总编辑的嘱咐被晨风吹散，只余几个词坚硬地落进耳里：“记录……使者……平安归来。”
车子驶出城区时，叶葆启回头望了一眼。报社大楼在渐浓的雾气中褪成淡影，像一摞被水濡湿的旧报纸。他忽然想起昨夜整理行囊时，妻子默默往他箱底塞进三双厚袜、一包家乡土——用红布裹着，说是“走到哪都带着，水土就不欺生”。
内蒙古的草原还未醒来。草是枯黄的，一望无际地铺展到天际线，风过时泛起波浪，那浪头却滞重迟缓，仿佛大地在沉睡中翻身。他们先到了呼和浩特，采访了几个镶着“内海援建”铜牌的厂子。机器轰鸣声在空旷的厂区回荡，工人们的面孔被机油和尘土染得模糊，只有眼睛亮着——那是认命与期盼交织的光。
真正的草原在锡林郭勒。车子驶离公路后，世界陡然空旷。摄影记者摇下车窗拍照，风灌进来，带着畜粪和艾草混合的辛辣气息。小刘忽然哼起不知名的调子，歌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像是要起风。”叶葆启望着天边说。天际有一道黄线，正缓慢地膨胀。
起初他们没在意。沙地治理区的标语牌在车窗外闪过——“人进沙退”“绿染浑善达克”。为了拍一组治沙对比照，他们循着模糊的车辙印深入沙区。摄影记者说要等到斜阳最好的时刻，那时沙丘的阴影会像墨迹般分明。
影子尚未拉长，天就变了。
那道黄线已胀成幕布，吞没了半边天空。风突然有了实体，不再是气流，而是千万只无形的手，攥着沙砾往车上砸。噼啪声密如急雨，车窗瞬间蒙上厚厚的黄尘。小刘急打方向盘想掉头，车轮却在沙里空转，刨出两个绝望的坑。
“停车！”叶葆启的声音被风撕碎。
引擎熄火后，世界沉入一种诡异的轰鸣。风在车外嚎叫，像无数亡魂在旷野上奔跑。沙从缝隙钻进车内，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衣领里，甚至牙齿间一嚼便沙沙响。叶葆启摸出采访本，借着手电筒的光写字。笔尖划在纸上有滞涩的触感——沙已浸透纸纤维。
“记什么呢？”摄影记者问，声音发虚。
“记我们怎么死在这里。”叶葆启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声干巴巴的。他其实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亦有记事的本能。”
手电光晕里，浮尘漫舞如金粉。叶葆启忽然想起祖父——一个老私塾先生，总在油灯下用蝇头小楷抄写《史记》。老人说过：“史笔有千斤，因它扛着人命。”此刻这笔记本轻飘飘的，却压得他手腕发酸。
小刘摸索出卫星电话，天线伸出车窗的瞬间，风几乎将它折断。信号灯时明时灭，像垂死者的呼吸。等待救援的三小时里，时间被拉成黏稠的胶质。叶葆启闭眼假寐，却看见无数场景在眼皮底下翻涌：妻子晾衣服时踮脚的模样，女儿第一次走路摇晃如醉汉，总编辑鬓角新生的白发……
直到车外传来驼铃。
叮当，叮当，穿透风声，清脆得不真实。三人同时坐直身体。摄影记者扑到车窗边，用袖子擦出一块透明——朦胧沙幕中，真有骆驼的剪影，一匹，两匹，三匹，背上骑着人影，袍角在风中猎猎如旗。
来的是个老牧民，叫□□，脸被风沙蚀成核桃般的纹路。他的汉语生硬，却足够指明方向。“跟着……骆驼脚印……”他比画着，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亮得像两颗黑石子。
撤出沙区时已是深夜。□□邀请他们住进自家的蒙古包。包里弥漫着奶腥和柴烟味，火塘的光在包壁上投出巨大人影，晃动着，仿佛古老皮影戏。□□的妻子端上热奶茶，银碗边缘有细微的磕痕。
“这沙暴，”□□啜着茶说，“像马群，有领头的。你们遇上的不算大，真正的领头沙暴来的时候，天空会变成血红色，连骆驼都要跪下祈祷。”
叶葆启记下这话，并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骆驼跪姿。采访本这一页的角落，粘着一粒沙，在火光照映下像微型的琥珀。
离开内蒙古前，他们见到了老王。副主席的办公室宽敞朴素，墙上挂着成吉思汗像和草原风光摄影。老王本人比照片上清瘦，握手时力道很足。听说他们来自《内海都市报》，他眼睛亮了亮。
“《内海都市报》，”他重复这个名字，手指轻叩桌面，“我年轻时在内海读书，常看。那时报纸还是竖排的。”他端详叶葆启，“你们报社选记者看身高吗？一个个像白杨树。”
采访变成闲聊。老王说起草原的退化与重生，说起一种叫“柠条”的灌木，根系能扎进沙地深处十数米。“治沙如医病，”他说，“急不得。你们内地人总想快，但草原有自己的时辰。”
这话叶葆启记在本子上，画了圈。后来写内蒙古篇时，他用了这个标题——《草原的时辰》。
南下进入宁夏，景象陡然不同。黄土塬上散布着村庄，像大地长出的疖子。他们在西吉县听到一个地名：华西村。起初以为是口误——那个华西村在江苏，是天下第一村。
“就是华西村，”当地宣传干事肯定地说，“江苏华西村来建的，一模一样。”
车子开进这个“克隆村”时，三人都沉默了。整齐划一的二层小楼，白墙红瓦，门前统一的小花园，甚至广场上那尊金牛雕像——都与他们在图片上见过的江苏华西村如出一辙。但背景不是江南水乡，而是赤裸的黄土山峦，反差强烈得近乎荒诞。
村长姓杨，是个精瘦的中年人，左手少了三根手指。“开山炸石时没的，”他轻描淡写地说，用残掌给他们递烟，“但值。你们看现在这村子。”
他带着他们走访。村民马大爷的家宽敞明亮，地上铺着瓷砖，反着冷白的光。老人执意要他们上炕坐，炕桌上摆着苹果和枣子——苹果是外地运来的，表皮打蜡，亮得不自然。
“以前住窑洞，”马大爷比画着，“一下雨就怕。现在这房子，雷劈都不怕。”他说起搬迁过程：如何拆旧窑，如何学用抽水马桶，如何在塑料大棚里种第一茬辣椒。“江苏来的技术员教我们，辣椒要夜里浇水，白天浇会得病。你看，种地都有新法子。”
叶葆启注意到屋角的神龛，供着观世音，香炉里积着新灰。传统与崭新在此诡异共存。
采访杨起之是在一个傍晚。他临时挤出时间，见面地点就在政府大院的一间小会客室。杨起之穿深色夹克，说话慢而沉，每句之间都有停顿，像在权衡字句的分量。
“这个华西村，是个镜子，”他说，“照出东西部，照出过去未来。但镜子里的像是反的，你们明白吗？江苏的华西村是靠自己富起来的，宁夏这个却是靠别人帮起来的。我们要的，是某一天，这镜子两面照出的都是堂堂正正的人。”
这话太深刻，叶葆启当时没完全领会。夜里在招待所整理笔记时，他忽然懂了：援助不是目的，而是让受援者最终不再需要援助。
那晚他梦见无数镜子，镜中都是同一个村庄，但细微处不同——有的镜里村口老槐树还在，有的镜里已经换成路灯；有的镜中人们穿传统服饰，有的已是西装牛仔裤。他在镜迷宫里行走，每个转角都遇见自己的背影。
甘肃的河西走廊像一条巨大的疤痕，横亘在中国地图的脖颈处。行驶在连霍高速上，两侧景色单调得催眠：左是祁连山残雪，右是无垠戈壁，中间这条黑色公路像切开大地的刀痕。
在敦煌，他们住进一家老招待所。院子里有棵胡杨，树干扭曲如挣扎的人体。老板娘说这树三百多岁了，“见过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见过斯坦因的车马，现在又见你们”。
莫高窟的讲解员是个年轻女孩，嗓音沙哑，据说是在洞窟里说话太多伤了嗓子。她带他们看第96窟，那座九层楼里的弥勒大佛。仰头望去，佛的面容在昏暗光线中模糊，只有眼睑低垂的弧度清晰，悲悯而疏离。
“这是唐代原作，但历代重修过，”讲解员用手电照亮佛身下部，“你们看这里，衣纹的雕刻风格不一样。明代重修时加高了基座，清代又加了一次，佛像就‘长高’了近一米。”
手电光斑滑过佛脚、衣褶、莲台。叶葆启忽然生出幻觉：那佛在缓慢生长，像一棵树，年轮在不可见处累积。每个朝代都来添一层泥胎，刷一遍金粉，于是佛越来越高，离地越来越远，离最初的工匠——那个无名无姓的塑像师——也越来越远。
“为什么加高？”摄影记者问。
“信仰需要威严，”讲解员答得简洁，“佛越高大，人越渺小，就越虔诚。”
当晚在招待所，叶葆启睡不着，披衣走到院中。胡杨树在月光下投出狰狞影子。他点起烟，火星在黑暗里明灭。忽然想起祖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是越积越厚，而是越磨越薄——像老铜钱，字迹磨平了，重量却还在。”
他回屋写下《莫高窟大佛“长高”之谜》。不是简单的考据，而是借佛的身高，写时间的沉积、权力的更迭、信仰的变形。写到结尾时，天已微亮，窗外传来第一声鸟鸣。他加了一段：
“佛不会真的长高，长高的是人对神圣的想象。而这想象本身，也是一尊不断被重塑的佛。”
稿件传回报社后，总编辑亲自打来电话，只说了两个字：“好文。”
西行愈深，人烟愈稀。青海湖像一块被遗弃的蓝宝石，嵌在枯黄草甸中。他们到的时候正值湟鱼洄游季节，湖边浅滩里密密麻麻全是逆流而上的鱼群，河水被搅成浑浊的奶白色。
藏民向导才让说，这些鱼每十年才长一斤肉，“慢得像高原上的时间”。他带他们去祭海台，那里经幡密如森林，在风中哗响。才让教他们撒龙达——印着经文的彩色纸片，抛向空中时如蝶群纷飞。
“每片龙达上都写着祈愿，”才让说，“风把愿望带到神那里。”
叶葆启也撒了一把。纸片在上升气流中旋舞，有一片粘在他袖口上，他小心取下，见上面印的藏文如虫迹蜿蜒。他不懂意思，却觉得那形状本身就有某种神力，像古老的密码。
那晚他们住在湖边帐篷。深夜，叶葆启被寒意冻醒，钻出睡袋走出帐篷。银河正横贯天际，星光稠密得几乎流淌下来。湖面映着星空的倒影，天地在黑暗中连成一体。
他忽然感到一种渺小——不是沮丧的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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