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尤是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的。不是手机，是诊所座机。那个已经很久没响过的、积了一层薄灰的、号码除了快递和外卖没人知道的座机，在清晨的阳光里发出尖锐的、带着金属质感的鸣响。翟尤从折叠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小黑已经在笼子里站着了，耳朵竖得高高的，绿色的眼睛盯着那台座机，表情严肃得像在看一个不速之客。
“接，”小黑说，“可能是找我的。”
翟尤看了它一眼，拿起听筒。
“翟医生？我是方远征。”电话那头的声音比平时紧了一些，不是紧张，是一种在任务开始之前特有的、收敛着的、蓄势待发的那种紧，“海关那边的案子，你今天方便来一趟吗？他们派了人过来，想先跟你见个面，介绍一下情况。”
翟尤看了一眼墙上挂钟，刚过七点。方远征这个时间打电话，说明海关那边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已经在市局等着了。这不是一个“你今天方不方便”的询问，这是一个“你今天必须来”的通知，只不过方远征用了更客气的说法。
“方便，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不用来市局，”方远征说，“他们直接去你诊所。大概四十分钟后到。”
电话挂了。翟尤握着听筒站了两秒钟，然后把它放回座机。听筒放下去的时候磕到了底座，发出一声闷响，像是一个句号。
安姐还没来，诊所里只有他和小黑，还有住院笼里的小石头。玳瑁猫今天的精神很好，已经在笼子里转了好几圈了，那条做了手术的腿虽然还有点跛，但已经能支撑住身体的重量了。它看到翟尤起来，用脑袋拱了拱笼门，发出了一个短促的、带着明显催促意味的叫声。
“有人要来，”翟尤一边穿衣服一边对小石头说，“你今天老实待着，别乱动。”
小石头歪了歪脑袋，红色的眼睛眨了眨，那个表情分明在说“我什么时候不老实过”。翟尤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他用了十分钟洗漱，五分钟吃了一个面包，又用了五分钟把诊所里里外外简单收拾了一下。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爱干净了，而是因为他觉得海关来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诊所的整洁程度，而他不希望他们在第一印象里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靠谱的地方。诊所能收拾的地方不多，那台老旧的生化分析仪还摆在原来的位置，那根终于不闪了的日光灯管还亮着，墙上的价目表还是褪色的。这些东西变不了，但至少地上没有灰，桌上没有杂物，垃圾桶也倒了。
四十分钟后，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了诊所门口。
不是警车，没有警灯，没有涂装，就是一辆普通的、在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商务车。但车门打开的时候，从里面走出来的三个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没化妆，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和黑色长裤，脚上是一双平底皮鞋，走路的时候步子很大很稳，带着一种在体制内待了很多年的人才有的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她的目光扫过诊所的招牌、玻璃门、门口那几级台阶，最后落在站在门口的翟尤身上，停了一瞬。
“翟医生？我是海关缉私局的周敏，”她伸出手，握手的力道比翟尤预想的要轻，但很稳，“这两位是我的同事，李峥和王霄。”
翟尤跟三个人依次握了手，把他们让进诊所。安姐这时候已经来了，正在药房里整理药品，听到动静探出头来看了一眼，然后又缩回去了，没有出来打招呼。她知道有些事情不该她掺和，不该她听的，她就不听。这是安姐在体制内医院干了那么多年学会的本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时候该消失。
周敏在候诊区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她的两个同事站在她身后，没有坐。翟尤注意到他们的站姿是一样的，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重心微微前倾。这种站姿他在市局见过，在那些随时准备行动的刑警身上。海关缉私局的人，跟刑警一样，随时准备行动。
“方支队长应该跟你提过一些情况，”周敏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个折叠的手机支架，把手机支在桌上，打开了一个文件夹，“我先给你看一些东西。”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翟尤凑近了一些，看清了照片上的东西——不是动物，是一个集装箱，铁皮的那种，表面锈迹斑斑，门上面用油漆喷着一串编号和字母。集装箱的门被打开了，门缝里透出一种昏黄的、不像是自然光的光线。
下一张照片，是集装箱的内部。
翟尤的呼吸停了一下。
集装箱里面密密麻麻地排着铁笼子，一层摞一层，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整齐。每一个笼子都不大，大概只有普通的航空箱的两倍大小，但每一个笼子里都关着不止一只动物。他看到了猫，看到了狗，还看到了一些他不认识的、体型中等的、毛色棕黄的动物。它们挤在一起，有的站着，有的趴着，有的蜷缩在角落里，有的把脑袋埋在别的动物的身体下面。照片的光线很暗，动物的轮廓有些模糊，但那种拥挤的、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氛围，透过手机屏幕依然能感受到。
“这是上周在港口查获的一批走私动物，”周敏的声音很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像是在读一份工作报告，“集装箱从国外运来，申报的是‘塑料玩具’，海关抽检的时候发现了异常。打开之后，里面一共是四十七只动物，其中猫二十一只，狗十八只，剩下的八只是蜜袋鼯。”
她翻到下一张照片。这次是一个笼子的特写，笼子里关着两只蜜袋鼯，小小的，棕灰色的毛，大眼睛，趴在笼子的铁丝网上，前爪抓着网眼，像是在试图爬出去。翟尤见过蜜袋鼯，在宠物展上，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那些被当作宠物饲养的蜜袋鼯住在宽敞的笼子里，有跑轮，有吊床，有专门配制的食物。但这张照片里的蜜袋鼯，什么都不在。它们在一个铁笼子里，笼子的底部没有垫料，只有一层薄薄的、已经干涸了的排泄物。
“这些动物现在在哪里？”翟尤问。
“在海关的隔离区，”周敏说，“案件还在侦办阶段，这些动物是物证，不能转移，不能领养，不能送收容所。但隔离区的条件有限，动物们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我们已经请了兽医去看过，能做的基础处理都做了，但有几个问题解决不了。”
她收起手机，看着翟尤，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别的东西。不是请求，不是恳求，而是一种更接近于“评估”的东西——她在判断翟尤是不是真的能帮上忙，判断自己这一趟有没有白来。
“第一，这些动物里面有一部分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有的不吃不喝，有的不停地在笼子里转圈，有的攻击性很强，有的完全不动。我们的兽医检查过了，身体上没有大问题，但心理上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不知道它们害怕什么，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它们好起来。”
“第二，这批走私动物的来源地和运输路径，我们还没有完全查清楚。货主不开口，发货单是伪造的，集装箱的轨迹有断点。我们查到了一个可能的中转站，在境外，但不确定这些动物是不是真的在那里中转的。如果我们能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哪些地方，也许能顺藤摸瓜找到背后的走私网络。”
周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翟尤的目光更深了一些。
“方支队长说你帮他们破了一个案子，靠的是一只猫。他说你的能力是真的。我不需要知道你的能力是怎么来的，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你能不能帮我们跟这些动物说话，问出它们从哪里来，经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
诊所里安静了几秒钟。安姐在药房里的动静停了，不知道是在偷听还是在给他们留出空间。小黑在住院笼里站起来，把脑袋抵在栏杆上，绿色的眼睛盯着周敏，像是在打量一个闯入者。小石头在隔壁笼子里趴着，呼噜声时断时续，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睡。
翟尤看着周敏，看着这个从海关来的、不怒自威的、说话像读报告一样的女人。她没有说“请”，没有说“求求你”，没有用任何情感化的语言来打动他。她只是把事实摆出来，把问题说出来，然后问他能不能。
这种做事的方式，翟尤喜欢。
“我能试试，”翟尤说，“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问出来。动物不是录音机，它们不会像播放录像一样把看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倒出来。它们的记忆是碎片化的、情绪化的、跟人类完全不同的。我能做的，就是去听那些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起来。拼得出来，是运气。拼不出来，是常态。”
周敏点了点头，那个动作很干脆，像是在说“我知道，我接受”。她站起来，把手机收进口袋，整理了一下夹克的领口。
“明天上午，我来接你。”
她没有问翟尤有没有时间，没有问他需不需要准备什么，没有问他明天上午几点方便。她说的是“我来接你”，不是“你能不能来”，不是“你看什么时间合适”。这是一种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的、不需要解释的、每个人都默认接受的行事方式。翟尤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觉得轻松。不用商量，不用客套，不用在“你方便吗”和“我方便”之间来回推拉。时间定下来了，事情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去做。
周敏走了。黑色的商务车发动了，引擎的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回荡了几秒钟，然后渐渐远去。她的两个同事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看过翟尤以外的任何东西，像两尊沉默的、训练有素的雕像，跟在周敏身后进来，又跟在周敏身后出去。
诊所里恢复了安静。安姐从药房探出头来，确认那三个人已经走了，才端着茶杯走出来，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复杂的、介于“你摊上大事了”和“你可以的”之间的东西。
“海关的人，”安姐说，“不好惹。”
“我知道。”
“你明天真要去？”
“真要去。”
安姐喝了一口茶，没有再说什么。她把茶杯放在桌上，走到住院笼前面，蹲下来看了看小石头的手术伤口。伤口恢复得很好，缝线整齐，没有红肿，没有渗液，再过几天就能拆线了。安姐用手指轻轻按了按伤口周围的皮肤，小石头没有躲，反而把肚子翻过来了一点，像是在说“你看我多乖，我都没有乱动”。
“这只猫恢复得不错，”安姐说，“再过一周就能放出来跟小黑一起住了。”
翟尤走过来，蹲在安姐旁边，一起看着笼子里的小石头。玳瑁猫翻着肚子，四脚朝天，尾巴在笼子里扫来扫去，表情是一种在极度信任的状态下才会出现的、毫无防备的、甚至有点傻乎乎的幸福。
“安姐，”翟尤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开着这个小诊所，赚不了多少钱，但也饿不死，每天给猫猫狗狗看看病，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安姐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种目光里有一种很老很老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看过来的东西。
“想过，”安姐说，“三十岁的时候想过。四十岁的时候就不想了。”
“为什么？”
“因为想也没用，”安姐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猫毛，“生活不会因为你想了就变好，也不会因为你没想就变坏。它就是它，你就是你。你能做的，就是碰到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明天海关的人来接你，你就去。后天诊所来了病人，你就看。大后天流浪猫需要手术，你就做。一件一件地做，做完了，一天就过去了。”
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后转身走进了药房。茶杯里的热气在空气中散开，像一朵很小很小的云，在药房门口停留了一瞬，然后消失了。
翟尤蹲在笼子前面，把安姐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碰到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他想，也许这就是他该有的活法。不去想明天会怎样，不去想这个能力到底能带他去哪里，不去想那些质疑他的人什么时候会闭嘴。明天海关的人来了，他就去。后天诊所来了病人，他就看。大后天流浪猫需要手术，他就做。一件一件地做。做完，一天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翟尤没有睡好。
不是失眠，是一种介于睡和醒之间的、朦朦胧胧的、脑子里一直在转东西的状态。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那些照片——集装箱、铁笼子、挤在一起的动物、蜜袋鼯抓着铁丝网的前爪。那些画面像幻灯片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循环播放，每一遍都比上一遍更清晰，也更让人难受。
他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那些动物在经历了长途运输、恶劣环境、未知的恐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的记忆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是愿意说出来的还是永远封存在心里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能不能穿透那层由恐惧和创伤构成的厚壳，触碰到那些被深埋的真相。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必须去试。
凌晨两点的时候，翟尤从床上坐起来，打开了手机。他翻到林深的那条短信——“你要做好准备。这不是一场直播，这是一辈子的事。”他看着这行字，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回复。有些话不需要说，有些回应不需要语言。明天他去海关，就是他的回答。
第二天早上，周敏准时到了。还是那辆黑色的商务车，还是那身深色的夹克，还是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但今天她手里多了一个东西——一个保温袋，深蓝色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
“给你带的早餐，”她把保温袋递给翟尤，“不知道你吃没吃，路上吃。”
翟尤接过保温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盒粥、一个茶叶蛋、两个包子。粥还是热的，包子的皮没有坨，茶叶蛋的壳已经剥好了，白白嫩嫩地躺在保鲜袋里。他看着这些东西，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昨天周敏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冷硬的、公事公办的、不需要任何情感修饰的执法者。但今天她带了一袋早餐，壳都剥好了。一个人可以在说话的时候不带任何感情，但在行动里放进全部的周到。
车开了大概一个小时，从市区开到了港口附近。窗外的风景从密集的楼房变成了宽阔的马路，又从宽阔的马路变成了仓库、堆场、集装箱。海风的味道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咸腥的，潮湿的，带着一种远方的、不属于这座城市的气息。
海关的隔离区在港口的西侧，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院子不大，四周是高高的铁网围栏，围栏上面还拉着带刺的铁丝。院子里有几排平房，灰色的墙，蓝色的铁皮屋顶，看起来像是临时搭建的。平房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但翟尤走近的时候，他听到了声音。
很多声音。
从那些紧闭的门窗后面传出来的，不是人的声音，是动物的。猫在叫，狗在吠，还有一些他分辨不出的、尖锐的、带着明显恐惧和痛苦的声音。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混乱的、让人头皮发麻的声浪，在院子里回荡，撞在铁网围栏上，又弹回来，跟新的声音搅在一起，变得更乱、更响、更让人不安。
翟尤站在院子中间，接收信号的开关在他打开的那一瞬间就被冲垮了。不是因为信号太弱，而是因为信号太强了。几十只动物的声音同时涌进他的大脑，每一只都在说不同的话，每一只都在表达不同的情绪，恐惧、愤怒、悲伤、困惑、绝望，所有的情绪像洪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他根本来不及分辨，来不及过滤，来不及做任何事情，只能被那股洪流卷着走。
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深呼吸。林深教过他的——不要贪多，一个就够了。他把注意力的范围从整个院子收窄到最近的一个房间，从那个房间里的所有动物收窄到离他最近的一只，从那只动物的所有声音收窄到一个。
一只猫的声音。
不是完整的句子，而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像是坏掉的录音机一样的片段。
“……好黑……好黑……好黑……一直在晃……好黑……”
翟尤睁开眼睛，看着周敏。
“这只猫说它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待了很久，一直在晃，”他指着最左边那间平房，“不是笼子，是比笼子更大的东西。像是一个箱子，或者一个柜子。它在里面待了很久，很久很久，久到它以为永远不会出来了。”
周敏看着他的眼神变了。不是惊讶，不是怀疑，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她努力在克制但克制不住的东西——希望。
“那就是集装箱，”周敏说，“它们被装在集装箱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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