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海的秋天总是来得仓促。九月才过中旬，解放北路的梧桐就已落了一半叶子。叶葆启退休第四年的这个黄昏，他像往常一样沿人行道慢走，忽然在第七盏路灯下停住了脚步。
那是盏老式葵花灯——铸铁灯柱已锈出深褐纹路，灯头却仍是五十年前的设计：八片铸铁葵花瓣托着乳白玻璃罩，暮色中亮起温润的黄光，光晕洒在斑驳砖地上，恰好圈出一片暖色的圆。
叶葆启仰头看了许久。这灯他经过无数次，今日却觉出异样：那光里似有尘埃旋舞，细看又不是尘埃，倒像极微小的字迹在光柱中沉浮。他眯起老花的眼，竟辨出几个片段——“1987年11月3日，夜归女工在此避雨”“1999年12月31日，跨年情侣相拥于此”“2013年6月8日，高考生蹲灯下查答案”……
“老爷子，看灯呐？”
叶葆启转头，是个穿橙黄反光背心的老路工，正靠在三轮车旁抽烟。见他回头，路工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这灯有看头。解放北路七盏老葵花灯，这是最后一盏还能亮的了。”
老路工姓陈，在这条路上修了三十八年路灯。
“1979年我来时，这一溜七盏葵花灯才新装两年。”老陈掸了掸烟灰，目光投向渐浓的夜色，“那会儿灯柱刷翠绿漆，葵花瓣是鎏金的，晚上一亮，整条街金灿灿的，洋气得很。”
叶葆启想起什么：“我当年到报社，夜班回家常走这条路。有年冬夜下大雪，就是这第七盏灯下，我碰见个卖烤红薯的老汉，他非塞给我一个红薯，说‘记者同志，你写的那篇菜市场乱收费的报道，替我儿子讨回三百块钱’。”
“你说老赵头啊！”老陈眼睛一亮，“他后来不卖红薯了，儿子在南方做生意发了财，接他享福去了。临走前夜，他在这灯柱上系了根红布条——你瞧，还在呢。”
叶葆启俯身细看，灯柱根部真有一缕褪成粉白的布条，几乎与铁锈融为一体。
“这些老灯见的人多了。”老陈踩灭烟头，“我修灯时经常想，要是灯会说话，该讲出多少故事。”
他指着灯头：“最奇的是这第七盏。洪水那夜，整条街断电，就它还亮着——其实我查过，线路早断了。后来有个老婆婆跟我说，那晚她孙子发高烧，医院去不了，她就抱着孩子在灯下坐了一夜。天亮时孩子退了烧，她看见灯罩里有水汽凝成个小人儿形状，像在护着孩子。”
叶葆启心头一动。他想起报社资料室里那些泛黄的群众来信，许多信封地址栏都写着“解放北路葵花灯旁”。那些信件他处理过不少：有投诉路灯太暗的，有感谢深夜亮灯给了安全感的，还有一封1989年的匿名信，说在第七盏灯下捡到钱包归还失主，不求表扬，“只愿灯常亮，好人常行”。
“这些灯……要换了吧？”他问。
“快了。”老陈叹了口气，“下个月就换LED，亮堂，省电。就是……没那味儿了。”
正说着，灯忽然暗了一下，又猛地亮起来，光晕扩大了一圈，把旁边那棵老梧桐的树干也照得清晰。树皮皲裂处，竟隐约显出刻痕——叶葆启凑近看，是两行小字：
“1997.3.1阿玲等阿军未至”
“2017.3.1阿军终归灯仍在”
字迹一旧一新，相隔整整二十年。
那夜回家后，叶葆启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本硬皮笔记本——1992年至1995年他跑城建口时的采访札记。在泛黄的纸页间，他果然找到了关于解放北路葵花灯的记载：
“1993年4月15日，访路灯管理所。解放北路七盏葵花灯系1977年安装，由本地老厂‘红星铸造’生产，模具已毁，零件不再有。老师傅言，此灯设计有巧思：灯罩玻璃含特殊矿物质，经年累月吸收日光，夜晚释放时有微弱延续，故断电后仍能亮片刻，百姓谓之‘存光’。”
“存光”——这个词让他怔了许久。
接下来一周，叶葆启每天都去第七盏灯下站一会儿。他渐渐发现一些规律：灯在傍晚六点整亮起，光色初时偏白，随着夜深渐转温黄；午夜时分光最柔和，像融化了的琥珀；凌晨四点左右，光会轻微颤动，如同呼吸；清晨六点整熄灭，分秒不差。
更奇的是，不同人在灯下的举止各不相同。
周一晚，他看见个穿校服的中学生蹲在灯柱边哭。孩子肩膀一耸一耸，却不发出声音。哭够了，从书包里掏出试卷，就着灯光改错题。叶葆启想起儿子叶舟高三那年，也曾因为模拟考失利，在某个路灯下蹲到深夜。
周二雨夜，外卖小哥在灯下避雨，手机响了也不接，只盯着屏保照片发呆——是个婴儿的满月照。雨停后，小哥对着灯双手合十拜了拜，才骑上车冲进夜色。
周三凌晨，环卫工大妈扫到灯下时总会歇片刻。她从怀里掏出保温杯，坐在道牙上慢慢喝，仰头看灯的样子，像在看月亮。有次叶葆启听见她喃喃自语：“老伙计，你又陪了我一夜。”
周五晚上最热闹。七八个老人搬着小马扎围坐灯下，拉二胡、唱戏、下棋。其中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这灯底下冬暖夏凉，邪门得很。”另一个接口：“哪是邪门，是灯记得咱们这些老骨头常来，存着人气儿呢。”
叶葆启用手机录下这些片段。退休后企业请他做文化顾问，他总觉无处着力——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企业文化”，远不及这盏老路灯下自然生长的人情世故来得真切。
十月初，工程队的蓝色围挡还是立起来了。告示牌写着：“解放北路照明改造，工期30天。”
老陈那几天脾气特别暴。叶葆启看见他在工地上跟负责人吵：“不能七盏全拆！留一盏，就留第七盏当文物不行吗？”
“陈师傅，您这就不讲科学了。”年轻的技术员推推眼镜，“这些老灯耗电量是LED的八倍，光效只有三分之一。再说锈成这样，安全隐患太大了。”
“安全安全，你们就知道安全！”老陈脖子都红了，“人心安不安，你们管不管？”
最后妥协方案是：前六盏拆除，第七盏暂时保留，“待专家评估历史价值”。
评估会那天，叶葆启以“老记者、老居民”身份参加了。他带去了那本采访札记，还有这些年拍摄的灯下照片——两百多张，按年份排序：
1988年，灯下摆小人书摊的瘸腿大叔；
1995年，灯柱上贴满寻人启事，有个母亲每天来抚摸照片；
2008年地震后，灯下摆着募捐箱，有个乞丐投进了全部零钱；
2016年冬夜，流浪者在灯下裹着纸板入睡，晨光中环卫工轻轻绕过他……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投影仪的光柱中，尘埃飞舞，像极了那夜他在灯下看见的微光字迹。
“这些照片很好。”文物局的老专家扶了扶老花镜，“但文物认定需要实物证据，证明这盏灯有特殊历史价值。光有情感记忆……不够。”
叶葆启忽然站起来：“如果这盏灯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地方志呢？”
他讲起了那个发现——不同人在灯下会看见不同的光，经历不同的人生片段。讲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像在说梦话。果然，几个年轻技术员低头憋笑。
散会后，老专家特意慢走几步，等叶葆启跟上来。“叶记者，”他低声说，“我信你的话。1958年，我父亲参与铺设这条路的电缆。他说过一个故事：安装第七盏灯那夜，有个老乞丐在旁看了整晚。第二天工人在灯柱基座里发现个铁盒，盒里有张纸条，写着‘此灯当为夜行人存一寸光，一寸暖’。盒里还有枚民国时期的铜钱，已锈成绿色。”
“那铁盒呢？”
“当年当作封建迷信处理了。”老专家苦笑，“但我想，有些东西不是迷信——人心需要寄托，城市需要记忆。一盏老灯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坐标，这本身就是奇迹。”
工程还是如期推进。前六盏葵花灯被吊车摘下时，发出刺耳的金属呻吟。老陈背对着现场，肩膀在颤抖。
第七盏灯的“缓刑期”只有七天。这七天里，来看灯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人带着相机来拍照，有人只是默默站一会儿，有人抚摸着灯柱上的刻痕流泪。还有个中年妇女牵着盲人母亲来：“妈，这就是我常说的那盏灯。您摸摸，铁是凉的，但灯亮时，这一片地是暖的。”
盲人母亲的手在灯柱上缓缓移动，从基座一直摸到铸铁葵花瓣的纹理。“真好，”她喃喃道，“真好。我眼睛好的时候，最爱看这灯下的影子——长长短短，聚聚散散，像皮影戏。”
叶葆启把这些都记在新买的笔记本上。企业里年轻人看他天天往灯下跑，打趣道：“叶书记，您这是要转行写小说啊？”他认真回答：“我在记录一座城市的良心。”
第六天夜里，下起了秋雨。叶葆启撑伞站在灯下，看着雨丝在光柱中拉出银线。十一点多，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跑来躲雨，靠在灯柱上喘气。
“小伙子，擦擦。”叶葆启递过去纸巾。
年轻人道了谢，忽然说：“大爷，我认识这灯。2008年地震，我家在汶川，被送到内海来安置。那会儿我十岁，天天晚上做噩梦，就跑到这灯下发呆。有天夜里，我看见光里有影子在动，像妈妈在招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玻璃罩上的雨痕被风吹动。但那以后，我就不怕了。”
他顿了顿：“明天这灯要拆了，我来告个别。”
雨停时已近凌晨。年轻人走后，叶葆启独自站在灯下。雨后的夜空澄澈，星星出来了。路灯的光与星光交融，分不清哪是天上哪是人间。
他忽然想起自己记者生涯中写过最得意的那篇特稿——1994年春节，追踪报道一个寻亲故事。离散四十年的兄妹，最终在第七盏葵花灯下相认，因为妹妹记得“哥哥说好在家门口等，家门口有盏像向日葵的灯”。那篇稿子让他拿了省新闻奖一等奖。
原来这盏灯早就在他的生命里，只是他从未真正看见。
最后一夜，老陈买了两瓶二锅头，拉叶葆启在灯下对饮。
“我修了一辈子灯，修明白一个理儿。”老陈灌了一大口，辣得龇牙咧嘴，“路灯这东西，照的是路，暖的是心。你看着吧，这盏灯就算拆了，它照过的那些路、暖过的那些心，还在。”
夜深时，酒已见底。老陈醉醺醺地指着灯：“老伙计，你再亮亮点儿，让我好好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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