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褪色日记
送走严梨后，蔡星澜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雪天的感伤中。她快步回到办公室，向潘铮汇报了询问情况。
“通知技术队，准备现场勘查。”潘铮听完汇报，声音沉稳，“星澜，你跟从文杰先过去，初步查看环境。注意，如果发现可能是第一现场，立即封锁，等支援。”
“明白。”
十五分钟后，蔡星澜和从文杰再次站在那扇深绿色的单元门前。钥匙在锁孔转动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
门开了。
房间狭窄而局促。两个高大的棕色旧衣柜像堵墙，将本就不大的空间生硬地分割成两半，分别属于严梨和刘春梅。所有生活用品都被迫塞入这“四方之地”，显得拥挤却并不杂乱。属于刘春梅的那一侧，床铺上的被子是掀开的，仿佛主人只是临时起身。桌面上摆着些平价化妆品，没有一件称得上奢侈品。一束早已枯萎的雏菊插在玻璃瓶里，搁在窗台边，凋败的花瓣诉说着主人许久未归。
蔡星澜的目光扫过厨房区域——一个简易的塑料菜篮放在水池边，里面有几棵蔫了的青菜，旁边是卷起来的、印着“惠民市场”字样的薄塑料袋。
她戴上手套，打开刀架——里面是几把普通的家用刀具：一把菜刀，刀刃有些磨损但保养得还算干净；一把水果刀；一把削皮刀。她仔细检查了刀柄缝隙和刀身根部，没有发现可疑残留或新鲜擦拭过度痕迹。冰箱嗡嗡作响，透过半透明的冷藏盒，能看到里面用保鲜膜分装好的几块肉类和蔬菜，码放整齐。
她的视线最终落在桌角一本摊开的硬壳笔记本上。她小心翼翼地将其装入物证袋。
这时，她才注意到那台老式液晶电视竟然一直开着，发出细微的电视剧对白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
“严小姐，”蔡星澜转向一直默默站在门边、眼眶红肿的严梨，“你进来时，电视就是这个状态？”
严梨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嗯……我回来发现不对劲，没敢乱动。春梅她……如果只是下楼丢垃圾或者短时间出门，经常不关电视的，她说回来有点声音，屋里不会太冷清。”她顿了顿，补充道，“有时候她失眠，也会开着电视到很晚。”
“我们需要对你个人的物品和空间也进行例行检查，可以吗？”蔡星澜语气正式而尊重。
“你们查吧，只要能找到线索。”严梨疲惫地倚在门框，闭上了眼睛，仿佛不忍再看这个曾经充满两人笑声、如今却只剩冰冷证据的空间。
仔细勘查的结果令人失望，也令人心惊。无论是刘春梅的区域，还是严梨那边，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血迹、暴力痕迹或不属于两人的陌生物品。刘春梅的钥匙、钱包似乎都在，唯独手机不见了。衣柜里的衣物整齐悬挂，没有匆忙翻动的迹象。卫生间里两人的洗漱用品并排摆放，毛巾干燥——这里没有发生过激烈冲突。
“这里不是第一现场。”蔡星澜沉声对身旁的从文杰说，声音在狭小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从床铺状态和电视开着来看，她很可能只是打算短暂外出，却没能回来。”她环顾四周，“凶手没有在这里动手，说明要么是熟人诱骗外出，要么是她在其他地方被盯上。厨房刀具已经初步看过，没有近期异常使用的迹象，但需要带回去让韩墨那边和尸检伤口做专业比对。文杰，立刻协调技术部门，尝试定位刘春梅的手机最后信号位置。另外，带人仔细排查这栋楼及附近街道的监控，尤其是五天前的，看看她最后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
“明白！”从文杰应声，随即开始拨打电话。
回到局里，蔡星澜在办公桌前摊开那本从现场带回的日记本。纸张有些泛黄，字迹从最初的工整稚嫩，逐渐变得流畅。就在这时，手机震动，收到了杨光辉从旱水村发来的信息：
「星澜，这边情况复杂。刘春梅，原名刘来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父母为给儿子凑足彩礼和建房钱，将前三个女儿都‘嫁’了出去，收取高额彩礼，大姐甚至被迫嫁给了有智力缺陷的男子。轮到刘春梅时，家里已为她物色了一个出价更高的‘婆家’，她是在某个夜里突然失踪的，村里人说是‘跑了’。其父母对此极为恼怒，但似乎并不清楚她具体去向，只含糊说可能去了城里投靠某个远亲。村民对这家评价很糟，尤其是对那个弟弟——游手好闲，脾气暴躁。」
蔡星澜心底像堵了一块大石头。她想起刘春梅日记里那些温暖细碎的文字，很难将那个会在路边为花开停留的女孩，与这样一个被明码标价、几乎被亲情贩卖的“刘来娣”联系起来。她手指快速回复：「收到。这边日记有重要线索，正在梳理。」
目光回到日记本上。她小心翼翼地翻看着，透过那些零零碎碎的叙述，试图触摸那个已逝女孩的灵魂。
日记里记录着初入城市的惶恐与新鲜，找到咖啡店工作的欣喜，与严梨相识相知的温暖，还有日常生活中细微的快乐与感动——
「X月X日：今天收工早，去惠民市场买了菜。卖菜的阿婆说我去的晚，特地多抓了一把小葱给我，说‘姑娘一个人不容易’。」
「X月X日：帮楼上李奶奶把米拎上去，她非要塞给我两个苹果。她的手很暖。」
「X月X日：今天又被大家多送了一些肉和菜，大家真好」
「X月X日：下雨了，没带伞。在市场屋檐下躲了一会儿雨。」
「X月X日：今天帮隔壁单元的阿姨搬了纸箱，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原来拥抱这么暖和啊？」
这些文字让蔡星澜仿佛能看见那个笑容温暖、努力生活，在平凡日常中捕捉微小善意的女孩。
然而，翻到最近一个月的记录时，字里行间弥漫的温馨被一种逐渐加深的焦虑和恐惧所取代。
「X月X日：今天店里靠窗那位常客谢先生，又帮我解了围，还悄悄递了张纸条，约我周末看电影。他很有风度，和店里其他客人不一样……我该答应吗？不知道该怎么办。」
「X月X日：噩梦成真。爸妈不知道通过谁找到了我的电话，骂我没良心，说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对方人‘实在’，聘礼已经收了，让我赶紧回去。我说不，妈在电话里尖叫，说我要逼死他们，说养我不如养条狗……他们是不是真想我去死？」
「X月X日：那个‘未婚夫’居然找来了！在店外堵我，样子吓人，说话很难听。我明确拒绝了，吓跑了。但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他买下的东西。怎么办？」
「X月X日：为什么还是逃不掉？好像走到哪里都有人看着我。是心理作用吗？还是……真的有人？」
「X月X日：不能连累小梨。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得想办法……可是有什么办法？」
「X月X日：好累。好像怎么做都不对。」
最后几页的字迹越来越凌乱潦草，笔画带着明显的颤抖，与前面工整的记录形成鲜明对比，透露出书写者内心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最后一天的日记只写了半句：“今天一定要说清楚……”，后面的字迹拖成一条无力的长线，仿佛笔从手中滑落。
蔡星澜立刻给杨光辉发去信息：「杨哥，重点查她家里给她定的那个‘未婚夫’！日记提到此人曾到云海市纠缠她。详细身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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