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马牌
崇祯十年，我五十一岁，终于走到了西南万里行的途中。也是在这一年，我拿到了那块马牌。
事情要从广西太平府说起。我在壶关的映霞庵偶然遇到了儒生滕肯堂父子。映霞庵是座小庵，只有三间破屋，一个老尼姑。老尼姑煮了茶，端出来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茶洒了半盏。滕肯堂坐在对面，翻看我的游历笔记，看得很仔细，偶尔点点头，偶尔皱皱眉。
他看完之后，忽然对我说：“先生若要在广西行走，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
马符。马牌。我听了这两个字，心里咯噔一下。我当然知道马牌是什么——明代军事人员向驿站出示的信物，只要出示马牌，沿途驿站就要接待，主要是派人挑行李和管吃住。明初朱元璋严令“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开国将领陆仲亨就曾因违规使用驿站马匹被降职处罚。但我徐霞客不是官员，不是军人，没有任何资格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这是违制的。
我连忙推辞，说“谢不敏”。不是因为客气，是真的心虚。
但滕肯堂太热心了。他说：“无已，作一书可乎？”
我没有再推辞。
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多遍。是因为在广西的山里走了太久，腿已经吃不消了？是因为老陈的背越来越驼，我不忍心再让他一个人挑所有的行李？还是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习惯了被当作“老爷”？在这个世界里，有人替你挑担、替你抬轿、替你开道，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用了三十年来抗拒这个事实，然后在广西的某个秋天，我放弃了。
四天后的十月初十，马牌送到了。
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木牌，上面刻着字，盖着朱红的印章。木牌是枣木的，打磨得很光滑，边缘磨圆了，像是被人握过很多次。印章是篆字，我一个都认不全，但那朱红色——那是一种很深很沉的红，像凝固的血。
唐玉屏的手下人把马牌递给我的时候，我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木牌很轻，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老陈在旁边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十月十八日，“站骑已至”。我持马牌上路了。
从这一天起，到十二月初十抵达南宁，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享受了沿途抬肩舆、挑行李和吃住的无偿服务。近两个月。两个月的白吃白喝，两个月的人力征用，两个月光明正大的特权。
明末的驿站制度已经彻底烂掉了。按照明初的规定，马牌只能用于军国重事，但到了崇祯年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马牌成了地方官员做人情的工具，驿站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当地百姓头上。崇祯皇帝后来裁撤了数万驿卒，其中一个叫李自成的驿卒就这样下了岗，没几年就造反了。这是史话。
而我，徐霞客，一个布衣，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普通人，手里握着一块马牌，堂而皇之地征用民夫。
然后，地狱开始了。
不是对我是地狱，是对那些被我征用的民夫是地狱。而我是那个制造地狱的人。
徐霞客在日记里事无巨细地记下了这些事，语气平淡，像是在记流水账。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始得夫”。二十五日，“馆人才取牌聚夫，复不成行”。三十日，“夫终不来，盖此处铺司奸甚，唯恐余往归顺，屡以安南彝人满道恐吓余”。下午夫至，止八名。
八名。我要去的地方山路崎岖，八名挑夫根本不够。但我已经等了太久，不能再等了。
十一月初二日。
这天早晨，我坐在客栈里等夫。饭已经吃过了，老陈把行李打包好，放在门口。等了很久，夫终于来了。我数了数——少了两名。更让我震惊的是，驿丞带来了两名妇女。
“以妇人代担。”
我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加任何评论。没有说“这很过分”，没有说“我于心不忍”。就五个字：以妇人代担。像是记一笔天气，或者记录今天吃了什么。
但那两个妇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们的眼睛。一个女人三十来岁，脸上有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纹路，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凸起。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衫，补丁的颜色比原来的布深，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打了许多疤。她的手上全是老茧，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塞着泥。她大概在田里干了一辈子的活。另一个年轻些，二十出头，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把孩子递给旁边的一个老妇人，蹲下身去扛行李。
行李很重。里面有我的书、我的纸、我的墨、我的换洗衣裳、老陈的换洗衣裳、路上要吃的干粮。那年轻妇人蹲下去扛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膝盖在发抖。她的孩子在不远处哭，哭得声嘶力竭，小脸憋得通红。老妇人抱着孩子哄，一边哄一边往这边看。
我想说“不用了，我自己来”。
但我没说。老陈在旁边等着，驿丞在旁边等着，那两个妇人也在等着。我是老爷。老爷不能自己扛行李。老爷必须被伺候。
我坐上肩舆，被抬起来，往山里去。肩舆是一把竹椅绑在两根长竹竿上，椅子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棉垫。四个轿夫把竹竿扛在肩上，喊着号子，一摇一晃地往前走。经过那个抱孩子的年轻妇人身边时，我看见孩子在她婆婆怀里哭，她没回头。她的背上压着我的行李，一步一步往前走。
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
第二天，十一月初三日。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到了一个更小的村子，驿丞摊手说村小夫少，实在凑不够人。然后他带来了三个童子。最大的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嘴唇上刚刚冒出一点绒毛。最小的那个大概十二岁，瘦得像一根竹竿，锁骨从领口凸出来，眼睛又大又黑，看着我，没有恨意，只有恐惧。他们的衣裳都不合身，大的穿着大人的衣服，袖口挽了好几道；小的穿着哥哥穿剩下的，裤腿拖在地上，磨出了毛边。
“半以童子代舆。”
我又把这五个字写进了日记。语气依然平淡如水。
童子抬舆是抬不动的。他们的肩膀太窄，骨头太嫩，扁担压上去就往下滑。那十二岁的孩子试了两次，扁担都从肩膀上滑下来，第三次才勉强稳住。他咬着嘴唇，嘴唇发白，额头上冒出一层细汗。扁担压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他肩胛骨之间的皮肤凹下去一道印子。
我坐在肩舆上，被四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抬着，在广西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老陈走在我旁边，低着头，不说话。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跟了我三十年的老陈，他大概从来没见过我这样。不是没见过我走路，是没见过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见过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林晓舟，二十六岁，历史地理学硕士，轻微洁癖，重度现代生活依赖。她曾经在课堂上跟同学争论过“徐霞客是否欺压百姓”这个话题。她当时说：“要放在历史语境里看，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责古人。”
现在她坐在肩舆上，底下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抬她。
十一月二十一日。
夫哄然散去。行李被丢在路边的草丛里，天色已经薄暮，山里的风冷得像刀子。我追上去，抓住一个人，用绳子缚住，牵着他进了村子。那绳子是老陈捆行李用的麻绳，粗糙得扎手。被缚的人没有挣扎，只是低着头，像一头认了命的牛。
“执一人絷之。”我在日记里写。
村里的人跑了大半。男人都躲了，只有几个老人和妇女。我缚着那个人的时候，一个老人走了出来，满脸堆着讨好的笑，说：“先生息怒，先生息怒，老夫当代为催夫。”他说话的时候，手在抖。他的胡须已经全白了，乱蓬蓬的，上面沾着几粒饭渣。
然后我发现行李里少了两只鸡。
是的，两只鸡。那是老陈在上一站买的，用草绳拴着脚，挂在行李外面，准备路上杀了吃。现在草绳还在，鸡没了。我让村民赔了两只鸡来，比之前那两只小一圈。我把鸡收下了。那个被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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