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路
第一次旅行回来后，我休整了一段日子。许氏见到我回家的时候眼睛亮了，随即又垂下去，行了个礼说“相公辛苦了”，转身去厨房热饭菜。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只能说“辛苦你了”。
她热了四个菜：一碗红烧肉，一碟炒青菜，一碟蒸鱼，一碗豆腐汤。红烧肉炖得很烂，筷子一夹就散开了，肥肉入口即化。青菜是刚从后院菜畦里摘的，炒得脆生生的，还带着一点甜。我吃了两碗饭。许氏坐在旁边，看着我吃，自己只夹了几筷子青菜。
“相公路上可还顺利？”她问。
“顺利。”我说。
“太湖好玩吗？”
“好看。”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了。后来我才从老陈嘴里知道，我走的那三个月，许氏每天早晨都在胜水桥头站一会儿，看看东边的路。她什么都没说过，就是站在那里，站一会儿，然后回去。
接下来的几年，徐霞客的行程密集起来。万历三十七年，他北上齐、鲁、燕、冀，登泰山，拜孔林，谒孟庙，在峄山凭吊枯桐。万历四十一年春天，他入浙，游天台山、雁荡山——那是《徐霞客游记》真正的开篇。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明代的路，根本不是路。
现代意义上的“路”是经过测绘、垫平、铺装、压实的。明代的路是“隐约有一个方向”。官道算是最好走的了——黄土夯实，宽约一丈，路两边种着柳树或槐树。但官道只连接大的府县城池，一旦离开官道，就是土路、山路、田埂，甚至根本没有路。
山里的“路”更离谱，就是前人踩出来的一串脚印。所谓“山径”，往往只有两脚宽，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路面还长满了湿滑的青苔。我穿着明代的布底鞋踩上去，每一步都在赌命。布底鞋是千层底，用碎布一层一层叠起来纳成的，穿着走路倒还算舒服，但一沾水就湿，一湿就滑，一滑就要命。
更别提那些所谓“路”上的泥泞。江南多雨，一下雨山路就变成泥浆，踩下去能没过脚踝。泥浆不是普通的黄泥，是黏性极强的红壤，踩下去拔出来的时候“噗”的一声响，鞋底上黏着一大坨泥巴，越走越重。我的布鞋走一天就湿透了，两只脚泡在泥水里，又冷又重。晚上到了住处脱下鞋，脚趾泡得发白起皱，脚底全是水泡。
老陈烧了热水给我泡脚。他先把热水倒进木盆里，又从怀里掏出一小包盐，撒了一撮进去。“盐能化淤，”他说，“老辈人传下来的。”我把脚浸进盐水里，水泡破了的地方火辣辣地疼，疼得我龇牙咧嘴。老陈蹲在旁边，把我的布鞋拿到火边烤，烤干了再用木槌把鞋底的泥敲掉。
我看着自己这双陌生的脚——脚底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脚趾头变了形，大脚趾往内侧歪，小脚趾被挤得缩成一团。这是走路的脚。林晓舟的脚不是这样的。
吐槽归吐槽，脚还在走。
有时候我会想起现代的那些登山装备：防水冲锋衣、防滑登山鞋、钛合金登山杖。但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些被“路”隔绝的人。走山路的时候经过一些村庄，女人在溪边洗衣，男人在田里插秧，孩子们赤着脚跑来跑去。有一个村子，全村的女人都是小脚，走路摇摇晃晃，一步三颤。她们一辈子没出过这座山。
小脚是怎么缠出来的？我后来在一个村子里亲眼看见了。五岁的女孩被母亲按在椅子上，脚趾被一根长长的白布带子往后折，折向脚心。女孩哭得撕心裂肺，母亲也在掉眼泪，但手上的动作没停。“忍一忍，”她说，“忍一忍就好了，忍一忍就能嫁个好人家。”缠足的痛苦会持续数年——脚趾折断了，皮肉溃烂了，骨头变形了，然后定型。她的一生将被困在三寸金莲里，走不远，跑不动，被局限在院墙之内。
而我，骑着马，带着仆人，走在去往下一座山的路上。
我不敢看她们。
但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看”了。不是出于愧疚，而是出于一种更微妙的东西——我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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